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優秀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法治社會社會字篇一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句簡簡單單的諺語告訴了大家規矩的重要性。自古以來，規矩就無時無刻不在人們身邊。隨著時間的推移，規矩也在不斷變化。到了今天，規矩仍以成千上萬種形式出現，但是最大的規矩應該算是法律。

自戰國時期商鞅變法推廣法家韓非子的思想時，法律漸漸了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它讓秦國興盛起來，一統天下。經過改朝換代，法律也是在發生著脫胎換骨的變化。現在，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我國的法律也在不斷完善。

法律，簡單地說，就是立法機關制訂的用以規范人民行為的一種載體。像“紅燈停，綠燈行”，這是交通法;九年義務教育屬于義務教育法;懲罰惡人靠刑法等等都是法律的例子。

法律約束著每一個人，法律讓社會更加安定、更加和諧，讓生活更加美好。但還是有不少人以各種理由，觸犯法律，甚至還企圖通過法律的漏洞占便宜。對于這樣的人，法律會給予相應的懲罰。

最小的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一言一行。最常見的要屬于闖紅燈了。隨時隨地都能見到闖紅燈的人。“紅燈停，綠燈行。”是三歲小孩都清楚的規矩，然而能有幾個人遵守呢?法律是嚴格的，記得前不久北京罰了兩萬闖紅燈的行人，每人10元。曾記得去惠州時每一處斑馬線都有“行人闖紅燈罰十元”的標志。想起平時自己為了節省一點時間，闖了不知多少次紅燈，真是倍感羞愧啊!

如今人們生活提高了，但依然存在小偷小摸的、敲詐勒索等非法行為。無論他們的手段多么高明，都無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們要遵紀守法，做個正直的人。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排除非法行為出現的可能，共同創建一個更加和諧、穩定的大家庭。愿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法治社會社會字篇二

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然而，和諧社會絕不會自發生成，也不會自然實現。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依賴于法律制度的推動，必須借助于法治的踐行。

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是一個平等的、以社會為本位的和諧社會觀。社會主義法治不但繼承了法律形式意義方面的功能，而且承載了與以往任何社會都不同的新的價值內涵和社會目標，從而使它構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了更多、更豐富的表現形式，這就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僅是一個管理有序的社會，而且是一個人與人相互尊重，各階層合作互助、團結友愛的平等社會。

第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民主政治社會。建設和諧社會，既需要制度建設，也需要社會建設與精神建設。當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知道自己權力的界限，致力于推進法治與民主，同時為社會建設和精神建設留出寬松的空間。法治以民主為基礎，反過來，法治又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法治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法治化，反映了人類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的普遍愿望，是社會趨向政治文明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

適應多元化的社會結構，法治應不斷推動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政治保障。通過廣泛發揚民主，拓寬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形成能夠全面表達社會利益、有效平衡社會利益、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利益協調機制。為此，必須建立多元化的社會決策機制，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集中民意與民智，使法律真正成為反映人民群眾利益的基本形式；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要廣泛征詢意見，聽取利益主體各方的陳述，充分進行協商和協調；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事項，要認真聽取專家論證、技術咨詢、決策評估；對社會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布、或者通過座談會、聽證會和論證會等制度和形式，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提升決策的民主程度；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各項工作制度，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充分履行職責，使國家的立法、決策、執行、監督等工作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總之，“重大事務要讓人民都知道”，這是現代和諧的根本保證。現代和諧與古代和諧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為基礎，而后者僅僅保持民眾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開、民智初現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諧，則和諧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諧”抑民主，則和諧與民主皆亡。

第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社會公平和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其核心是社會分配制度的公正性問題。和諧并不是沒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卻能夠通過民主法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社會主義法治應該體現公平和正義。法治既要保證立法公正，又要保證司法公正，通過兩者來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公正分配。立法公正要求制定出來的法律必須反映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必須賦予每一個社會成員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同等的基本義務，必須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市場經濟原則，賦予不同經濟活動主體以同等的市場競爭地位，從總體上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享有大致相同的發展機會；立法公正還要求政府注重結果公正，立足于社會整體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對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進行必要的調整，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如建立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保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要求類似案件類似處理；要求對公民權利給予及時、便利以及最大限度的司法救濟，為社會構筑最后一道正義屏障。

法律。

第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各方面的創造活力，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增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首先，產權法律保護的功效就在于能產生有效利用各種資源和創造財富的激勵。其次，通過法治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既要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又要讓他們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不僅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而且要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困難行業和群眾，以營造一個心情舒暢的社會環境。

第五，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安定有序的社會。安定有序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沒有社會安定團結，沒有社會穩定，和諧社會就會失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法治是建構有序社會最主要的手段，憑借法律這種公共權威的普遍、明確、穩定的社會規范，而不是依靠任何人格權威的偶然性、任意性，也不是依靠朝令夕改的政策，使每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組織都受到法律的約束，使其行為和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和范圍。

第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社會不僅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社會，而且是人與自然相處的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一個平衡、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生態平衡不僅是和諧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環境基礎，而且是生產發展、生產富裕的資源保障。維護生態平衡，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必須借助于法治，與依法治國直接聯系起來。首先，法律的人文價值觀應從“人類中心主義”切換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主義”，開展對現行法律和政策的全面評價，制定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和政策體制，統籌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的關系，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其次，保護生態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整個全人類的大事，是涉及子孫后代的偉大事業，各國人民必須團結合作，步調一致。因此，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應與國際法相銜接，便于一致行動；最后，依法嚴格保護環境和生態，依靠科技進步推進環境保護和治理，推進資源開發和節約，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生態保護型社會。

《論和諧社會的法治構建》，歡迎閱讀論和諧社會的法治構建。

法治社會社會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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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鄉土社會是相對于“鄉土社會”而言的。“鄉土社會”一詞出自費孝通先生的力作《鄉土中國》，按照費先生的理解，“鄉土”并非指當前社會生產的內容是以農業生產為主，更主要的是指一種與“鄉土性”相聯系的社會結構特征。所謂社會結構是指社會體系各組成部分或諸要素之間比較持久、穩定的相互聯系模式。中國基層社會的根本特性為鄉土性，農耕經濟產生了中國鄉土社會結構。一方面，中國的農耕經濟自給自足，單一種植業使人們離開土地后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資源，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人們世世代代維持一種簡單而穩定的再生產過程。另外一方面，農耕經濟和農耕文化的融合使得鄉土社會結構的固滯性加強，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融為一體，家庭與土地融為一體。歸納費先生的分析研究，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在結構上存在著以下特征：以血緣與地緣相融合為特征的鄉土關系——鄉土社會在空間上是不流動、封閉的，人對土地有很強的附著性。結構簡單和流動性不強的人口結構使得鄉土社會的生活受到地域的限制。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鄉土社會的秩序維持不是靠法治，人們共享鄉土信用，禮成為了社會公認的合適的行為規范。

上述歸納是極為中肯的。然而，社會是一個不斷演進變化的歷史過程。目前我國農村在體制、經濟模式、法律秩序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社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或者說“鄉土社會”一詞已不能確切闡釋和描述當今我國農村社會結構現狀，我國農村社會已經進入了“后鄉土社會”。

(l)血緣與地緣的結合關系仍然是農村社會的主導關系，但血緣與地緣的融合關系受到沖擊。在鄉土社會中，血緣與地緣關系高度融合，血緣家族網絡構成主導性的社會關系，而在后鄉土社會，工業化與其他產業的帶動使得人們流動性加強，農民走出家庭、離開土地，離開血緣關系的限制從事生產勞動。但是國家法律并沒有適時地對農民這種新身份給予合法性認證，亦沒有出臺相應的法律措施對他們的權益進行保障，流動的農民的身份依然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

(2)長老權威與中青年精英并存，長老權威開始不斷的消解。在后鄉土社會，由于農耕經濟的地位尚未根本改變，農村的家庭功能處于傳統狀態，長老權力仍有經濟和社會文化基礎，加上農村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權威與權力真空，很多家庭與地方事務，包括婚喪嫁娶、興建學校與修建水利之類仍需傳統權威牽頭。剛崛起的中青年精英雖然越來越受到重視，但遠沒有進入成熟期，所起的作用還大多表現在非農產業和部分公共事務方面。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市場經濟已經不是簡單的人倫關系可以決定的，由此而產生的人的地位和身份的改變和差別與傳統權威格格不入。傳統權威開始讓位于人的職業、能力和個人業績，其中也包括金錢和財富，權力重心開始轉向非農業經營者和管理精英，轉向有知識、有能力的中青年。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行賦予了中青年精英更多的合法性認證。

(3)農民開始分層，差序格局被突破。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是以人倫為基礎的，人際之間只有等級沒有平等。這與市場經濟要求的平等身份是對立的。農民進入市場，必須適應平等身份的商品交易，這些間接促使農民打破人倫等級秩序，按市場經濟的標準劃分社會階層。在后鄉土社會，隨著財富的積累和身份的改變，農民用新的社會分層逐步改變傳統的差序格局。

(4)禮治秩序弱化法治秩序增強。禮治是鄉土社會秉承的傳統，由于社會發展的延續性，所以很難忽視其在后鄉土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農民只要離鄉不離土，就很難逃脫禮治無形的制約。法律雖然越來越被農民認知，但宗法關系和鄉規民約仍然是后鄉土社會評價行為的標準之一，再加上立法和普法上所存在的不足，基層司法人員素質的良蕎不齊，法治在農村的實行困難重重。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由于后鄉土社會的開放和流動，出現了法律由農民自發地需求到自覺地學習的轉變過程。

(5)農民走向市場，城鄉聯系加強，城鄉二元結構被突破。這也是后鄉土社會不斷向現代社會邁進的表現之一。生產模式和經濟模式的變革導致社會關系的變化。農業生產商品化、農民進城、小城鎮崛起，以及市場經濟的推進，這無疑推動了農村和城市的融合關系，城鄉一體和農村城市化的結構不斷加快。

二、法治秩序的重建在鄉土社會中遇到的困境

如前所敘，后鄉土社會禮治秩序的逐漸淡化，為法治秩序的建立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社會的責任，但是在承襲了數千年禮法的秩序的中國鄉土社會上建立現代法治秩序，必然將會面臨可以預見的諸多阻礙。

（一）鄉土信仰與法律信仰的沖突

在傳統鄉土秩序下延續了幾千年的生活秩序中，鄉土信仰無疑被浸透在了農村社會的每一個個體的頭腦中，道德的信仰、習慣的信仰、個人權威的信仰等等這些都充斥了傳統鄉土下禮法的強大的影響。當新的法律信仰到來并發生作用的時候，它帶給人們的往往是復雜的、艱難的思想抉擇過程。

在農村的日常生活中，道德信仰自古以來就對人們有著深刻的影響。人們之間有遇事互相幫忙的道義上的傳統，如果誰家遇到較大事情發生，有村民不去，那么該村民及其家人便會在道義上失禮，被其他村民看不起，在村中的地位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特別是當本村的人遭到外人的人身傷害時，作為成年村民如果不管不問，更被看作沒情誼、不懂規矩，自然他家的事情以后也不會有人去過問。因此，為了不在道義上輸理，每當有村民與外人發生糾紛時，其他村民便也主動參加。村民之間發生的糾紛，大都不是首先訴諸于法律，因為從道義上來講大家還是相熟的村民，訴諸法律就相當于失信于熟人而毀失了人情。濃厚的道德信仰對法律信仰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性和消極的道德信仰帶來了較大的負面作用，給法律信仰的建立帶來了極大的阻力。

個人權威的信仰與法律信仰的沖突。農村社會中個人權威的樹立遠比國家法的進入來得久遠和有效，而基于權威形成的村落統治比國家統治更直接地影響和作用于村民的生活和爭端。在傳統的村落中長期形成的以族長、村長、宗教組織的首領等個人為事務處理的主持者和裁決者，這些人掌握著村落中的話語權。他們要么依靠傳統的承襲，要么依靠個人的魅力，逐步確立了個人在民眾中的威信和權威。他們可以依靠自己的影響發號施令，行使追隨者所賦予的權力。這種建立在傳統和魅力基礎上的個人權威，在長久的時間里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和價值判斷，這種基于個人權威而產生的信仰同摒棄純粹人治手段的法律信仰顯然是不相適應的。

（二）民間法和國家法的沖突

聚族而居，是中國農村歷來最為典型的社會組織特征，而以家庭為單位，組成以自家地位為中心的宗族往往都制定有家法、家訓、家教、族規、族約。這些家法、族規以血緣、親情為基石，對涉及家庭和宗族成員社會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都予以規范。宗法制度與中國特有的禮文化相結合，兩者相輔相成，嚴密地控制著鄉土中國農民的行為，成為對每個家族成員都具有約束力的所謂人情、禮俗、習慣和族規、族法。在此借用梁治平先生的觀點，把在農村活生生存在的禮俗、人情、習慣、族規、族法等稱為中國式的“活法”或“民間法”，以區別于國家法。費孝通先生說過，“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在傳統的中國鄉土社會里，自上而下，以國家暴力機器為支柱的國家法自始至終不是社會控制的惟一途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途徑，而蘊含在鄉土社會之中的民間法則成為最主要的社會調控手段。在現代的農村中，這些民間法仍舊主宰著許多爭端的權益歸屬，這些民間法中有許多積極的因素，但同時也蘊含著大量的封建殘存和對人權的侵犯，甚至和國家法規直接相違背，這些民間法的實施過程和國家法的實施相比相當不規范但卻具有相當的活力，國家法在發生效力之前民間法往往已經實施完畢，但這種不穩定的“法”的實施無疑和國家法強調的明示透明、公開公正的理念相悖。

（三）農村社會法律資源的缺失

在現在的農村社會中，除卻長久禮治秩序影響下的法律觀念的缺失外，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現代法律資源的缺失。這種缺失不僅體現在有關農村和農民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法規方面，同樣也體現在法律實施所需要的司法體制和法律服務人員的缺失。

目前關于農村和農民立法方面，主要涉及的農業和農村土地以及農民工方面的立法，但是對于廣大農村特有的社會秩序怎樣有針對性地予以規制，法律在制定時卻沒有充分的考慮農村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另外關于農民工立法方面也存在缺乏可操作性和權利保障的片面性等明顯缺點。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后的公示方面也沒有考慮到農村社會的實際條件和農民工的接受能力和維權成本，在實際中成為人為地造成法律權利的缺失，以至于該擁有的權利無法享有，該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無法得到滿足。在現在的農村中，基層司法體系在整個農村官方機構體系中無疑是最為弱勢的一方，這種弱勢地位不僅體現在硬件設施的建設上，同時法律服務人員的素質也急需提高。

三、重建中的鄉土社會里的法治秩序

（一）鄉土法律意識的重塑

農民法律意識的培養更應該從農民的法律認同和對法律的效力認可的方面去努力。首要的方面，就是要以法律的權威制止農村行政權力對農民權利的侵害，其中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要將對傳統個人權威的不法秩序的維護行為展現在農民維權中，這樣不僅是對于法律權威形象的維護，更是對于傳統秩序中不穩定的家族和個人權威的效力的打擊。其次，便是完善基層司法機構職能和執行效力，同時加強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的服務素質和專業素質，法律意識的培養更應該從其身邊的法律職業者的素質開始做起。此時，在傳統鄉土秩序不能維護個體權利的情形下，法律的效力和權威得以確立，農民確立這樣一種法律意識即采取法律解決糾紛維護權利保障秩序的傾向和意識。在此前提下，對農民法律知識的教授或許才會更有效果。

（二）民間法與國家法的融合

首先，重視習慣法信仰和道德信仰，發揮其在法治化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在國家立法、執法時，我們應該更充分地考量農民特性。針對村民民間法信仰和道德信仰濃厚的特點，國家和社會應盡可能采取寬容與溫和的態度來積極對待此信仰。因為，與一個社會的正當觀念或實際要求相抵觸的法律，很可能會因人們對它們的消極抵制以及在對它們進行長期監督和約束方面具有的困難而喪失其效力。只有國家有關機關認真對民間的信仰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摸清了其信仰規律，使國家制定法在立法上和執行上更能符合村民的信仰現狀、更能使之接近民意，才能使國家法最終能喚起人們對它發自內心的尊重。

其次，深化對民間法與國家法沖突的認識，國家和社會要認識到，鄉村社會中的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隨著國家法治歷程的加快，這種沖突必將會不斷出現。所以，對待這種沖突，一方面要采取寬容、溫和的態度善待它；另一方面，要積極地對這種沖突進行調控、疏導，盡量避免沖突的直接碰撞。而對那些與國家法信仰一致、有利于國家法信仰生成的道德的、宗教的、習慣的民間法，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國家法的正確實施和貫徹執行創造良好的內心動因，因此，對此類民間法要積極地進行維護和培育，以此來推動后鄉土社會國家法信仰的樹立，提高國家法信仰層次奠定良好的人文精神底蘊。

（三）鄉土法律資源的補給

鄉土法律資源的補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包括立法資源的補給、法律體制資源的補給和法律人員資源的補給。立法資源的補給關鍵在于立法的廣度和立法的普適性的完善。法律不能是一套憑空捏造的名詞和僵死的條款，而必須來源于社會，來源于社會生活。要想給農民以真正的權利和權利保障，就必須制定出更加適合轉型中的鄉土社會的法律。法律體制資源的補給在于將現有的基層法律機構體系化和專業化。法律人員資源的補給在于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王林川（1965—），男，河南商水人，河南首位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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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社會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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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三根支柱。法治國家是目標，法治政府是主體，法治社會是基礎，三者本質一致、目標一體、成效相關，缺少任何一個方面，法治中國建設都難以有效推進。

法治國家是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目標，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必須服從、服務于法治國家建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總目標反映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的重大創新，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規劃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布局，是貫穿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主線。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進行頂層設計、完善體制機制、明確工作重點、作出部署安排，堅決貫徹落實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須堅持的原則，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建設的主體和重點，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先導和示范。在我國，各級政府承擔著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重要職責，是制定實施法律法規規章的重要主體，是人民群眾打交道最多、感受公平正義最直接的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對法治國家的認識和評價，很多來自對各級政府部門的認識和評價。因此，建設法治國家需要把建設法治政府作為主體工程和重點任務，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法治國家基本建成的主要標志。建設法治政府對建設法治社會具有重要引領和帶動作用。各級政府是否依憲施政、依法行政，各級領導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員能不能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法治信仰和行為選擇，直接決定法治社會建設的速度和成效。

法治社會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的基礎和依托，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必須筑牢法治社會根基。依法治國的基礎在基層，根基在民眾。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長期性、基礎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只有全面增強全民法治觀念，讓法治成為全民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加快建設法治社會，才能夯實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的社會基礎。要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采取更多更有效的舉措，推進全民普法，促進全民守法，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推動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充分調動全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努力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奠定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更加凸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三個一體建設”。

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黨中央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決策部署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確保全面依法治國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闊步前進。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統籌各領域資源、匯聚各方面力量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貫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各個領域，涵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涉及法律規范、法治實施、法治監督、法治保障、黨內法規各個方面，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緊緊圍繞“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的目標要求，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不斷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向縱深推進。

統籌做好推進“三個一體建設”頂層設計。堅持目標導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統籌做好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頂層設計，切實抓好貫徹實施。堅持發展導向，堅決破除妨礙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頑瘴痼疾，做到穩中求進、守正創新、試點探索、防范風險。堅持問題導向，針對人民群眾意見比較集中的執法亂作為、不作為和司法不公等現象，積極作為，將其作為建章立制、厲行法治的聚焦點和發力點。

堅持法治建設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三個一體建設”既要堅持系統論，做到整體設計和推進；
又要堅持重點論，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盡快取得實效。法治政府建設在“三個一體建設”中居于貫通上下、帶動整體的樞紐位置，要在堅持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力度不減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法治政府建設力度。全力抓好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等重點工作，大力推動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執法全過程記錄、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三項制度”，切實加強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清理和備案審查，著力推進相對集中行政復議權的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扎實開展法治政府建設示范創建和責任落實督察，確保黨中央確定的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標如期實現。

堅持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三個一體建設”。越是事態緊急、情況復雜，各級黨委和政府越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越要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明確任務責任分工，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堅持始終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推進“三個一體建設”，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提高依法治理、依法辦事能力。

壓緊壓實黨政主要負責人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責任。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黨政主要負責人具體行使黨的執政權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方向、進度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少數”。要嚴格執行《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強化考核評價和督促檢查，逐級傳導壓力、層層落實責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干部。對不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的黨政主要負責人，及時進行約談誡勉，嚴肅批評、嚴肅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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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社會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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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上強調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重要論述，對于我們不斷認識和把握新形勢下和諧社會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推進民主法治建設。

???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是民主法治社會。和諧社會，就是要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讓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使各種積極因素得到充分調動；就是要有效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確保社會的穩定團結；就是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就是要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反映和兼顧各個方面群眾的利益。說到底，和諧社會就是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是民主社會。同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本質上還要求實行法治。和諧社會要求社會依照既定的規則有序運行，反對社會的無序化與無序狀態。法治是社會有序運轉的重要保證，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法治社會中最重要的規則是法律規則。法律是所有社會規范中最具有明確性、確定性和國家強制性的規范。依照法律規則來治理社會，人們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會就有了和諧的基礎。因此，也可以說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是法治社會。

???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手段是民主法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終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利益。人民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社會和諧與否的最終決定性因素。只有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和最終利益的社會，才具有最深刻的群眾基礎。只有在人民支持和參與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能建立起來。民主是和諧社會得以長期維持與維護的根本保證，是和諧社會的努力方向與理想目標。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得以建立的手段和途徑。和諧社會是社會矛盾能夠獲得及時解決的社會。在法治社會，法律為社會提供了明確的行為規則。嚴格地遵守法制，社會矛盾和沖突就可以最大幅度地降低或者減少，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法治的意義不僅在于可以減少矛盾，而且還在于可以有效地解決矛盾，使已經產生的紛爭能夠得到及時解決，使不和諧的狀態歸于和諧。從減少矛盾和解決矛盾這個意義上講，法治就是達成和維系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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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社會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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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法治作為我國的治國基本方略，這有著重大意義。中國是一個轉型中的大國，這決定了中國的法治建設很難僅僅照搬西方國家的成熟經驗，而必須面對自身獨特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法治與小國法治不可能等量齊觀，一個地域遼闊、人口巨多的大國與一個彈丸小國或城市國家在法治建設的難度上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國往往是大量的小型秩序體的合成，而小國只是一個簡單的秩序體。因此，大國的法治需要考量地方性的問題。大國法治中，有所謂的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內地與邊疆、區域之間的協調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實質，就是國家規模與法治統一性之間的關系。法治需要統一性和普適性，而大國本身卻包含著多樣性、復雜性。在這種挑戰面前，法治理想和現實國情也會有所沖突。這些沖突構成了大國法治的基本特征。

中國擁有13億人口，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語言和風俗習慣問題，文化多樣性對法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對法治的統一性構成考驗。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和風俗習慣，使得法治在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時必然遇到當地特有的問題。邊疆地區處于多民族雜居的社會狀態，在社會文化方面呈現出多樣性和混雜性，民族文化與國家法治有著非常復雜的交互作用。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規范、生存秩序，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需要，各不相同，甚至與國家法治的需求相沖突。如何對民族文化傳統保持寬容，又不損害國家法治的統一性，這是大國法治所必須直面的。能否有效應對法治統一性與邊疆地區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則體現了國家能力的實況。

遼闊的地域、龐大的人口以及自然資源稟賦的不同，還必然帶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目前，城鄉差別、東中西部的差距，已經成為困擾法治建設的重要難題。例如，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后，優秀與合格的法律人在東部城市扎堆，而中西部中小城市奇缺，一些縣城里甚至僅有不到兩位的合格法律人。國家雖然有不斷的政策傾斜，但情況仍然不樂觀。合格法律人的缺乏，已經成為制約不同區域法治協調發展的不利因素，給中西部的法治建設帶來了很多困難，很可能成為中國法治統一推進的阻礙因素。由于合格法律人的缺乏，一線司法人員專業素養不夠，其獨立承擔責任的能力缺乏，這使得保障司法權獨立行使缺乏社會環境和人員基礎。

區域發展不平衡并不僅僅是個空間問題，它還會給法治的實施帶來時間上的問題。區域與城鄉間的不平衡使得法治的統一推進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認為中央做出推進依法治國的決議，剩下的問題只是按照文件推進，那就太樂觀了。因為區域發展不平衡，導致不同區域在法治進程中在相同時段面臨的問題有很大相同，例如目前東中部大城市的法院普遍面臨“案多人少”的壓力，但在中西部的基層法院里，這一問題并不突出，相反，與10年前相比，“人多”的問題依然突出，尤其是專業素養低、不從事專業審判的人仍然多。

大國存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是小的城市國家（如新加坡）沒有的。大國的區域不平衡、城鄉問題、內地與邊疆問題都會加劇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難度。長期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總是處在放權與收權之間震蕩，所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要么中央管得太少，地方缺乏約束，社會勢力興起，構成對中央權威的挑戰;要么中央管得太多，社會缺乏活力，地方領導人的智慧和創新精神也受到壓抑。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難以制度化，受各地具體情況的影響很大，其基本性的原則是“商量辦事，顧全大局”，帶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性。法治推進過程中，如何使得中央與地方關系法治化，同時又照顧到地方的實際情況，這也是法治建設中的重要難題。一方面，法治建設要求有統一的規則之治，祛除主觀性和隨意性;另一方面，中國的國情又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有不同的對待和特殊的考量。

中國是一個處于轉型期的大國，轉型期法治與常規法治很難同日而語。

社會轉型有很多方面的含義，它可以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市場經濟的擴展;也可以指社會結構的轉型，即社會整體的結構狀態轉化，包括人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價值體系等多方面的變化;還可以指社會形態的變遷，既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從農業向工業、從鄉村向城市、從封閉性向開放性的變遷。這些方面的變遷和轉型都對法治建設提出了要求。例如，從鄉村向城市、從封閉性向開放性的變遷，意味著地方性的規則、風俗、習慣甚至語言等都會逐漸瓦解甚至消失，人們會從各種地方性的約束中逐漸解放出來，直接面對全國性規則的規制，地方社會因此會逐漸被納入全國統一法治進程中。

從一方面來說，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法治有前人經驗可供借鑒。中國今天所經歷的社會轉型，在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等多個層面上，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曾經歷過的，因此西方的經驗可供借鑒。例如，歐美發達國家近代以來基本上都經歷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然后進入全球化的歷程，其法治發展與此過程相對應，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制度。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轉型期又有其獨特性和不確定性，這些問題是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中找不到的。13億人的現代化及與之相關的社會轉型發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數十年的社會轉型，大約相當于歐美兩三百年的轉型力度，而且中國的人口比歐美發達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良好，前景也是非常樂觀的，但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會在什么水平和高度上形成較為均衡、穩定的狀態，這取決于很多因素，而且不限于國內因素。也就是說，轉型完成后的社會狀態，不僅僅由中國自身決定。因此，轉型的法治目標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果我們對轉型后的社會狀態都難以完全確定，那就難以建立明確而符合社會需求的法治。

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城市化的成就尚且有限，中國到底能否走出一條如同歐美那樣的城市化道路，基本消滅農村？這條道路需要多長時間？這些都是有所疑問的。在這種大局尚難以預料的情況下，建設法治社會，當然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治作為上層建筑對社會狀態和社會性質有著深刻依賴，同時又必須有一定的預見性和超前性。然而，中國的經濟基礎轉型的不確定性，使得法治安排的不確定性更大。

中國是一個資源匱乏和擁擠的社會，人們好比共存于一輛行駛的密閉電車中，相互之間的推搡、觸碰都在所難免，因此權利的界定很難像西方那么絕對。

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國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會面臨文明和生活樣式等方面的問題，而這種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很難解決的。

一切有法治和法律意義的行為，既發生在日常生活中，同時又扎根在古老文明的背景中。日常生活、古老文明和法治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它們是相互構成的，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因素的變動必然引起其他因素的相應變動，最終引起法治的連鎖反應。中國是一個資源匱乏和擁擠的社會，人們好比共存于一輛行駛的密閉電車中，相互之間的推搡、觸碰都在所難免，因此權利的界定很難像西方那么絕對。中國正走向豐裕社會，但相對于巨量人口而言，各種資源仍然十分緊張，社會仍然顯得很擁擠，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處理人際關系的模式很難完全西方化。如何在我們獨特的生活樣式和社會環境的基礎上界定權利，必然是法治社會建設中的難題。

傳統中國人的生活并不是法治秩序下的，而是禮治下具有倫理性、互助性和互惠性的生活。盡管人們也會去衙門訴訟，但很難說他們是為了權利而斗爭，因為他們并沒有現代的權利觀念，而是為了人格和名譽而戰。按照日本學者滋賀秀三的說法，傳統中國人的訴訟所要維持的是一種“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同西方人相比，古代中國人不把爭議的標的孤立起來看，而將對立的雙方，甚至周圍的人的社會關系加以總體全面的考察。

在傳統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訴訟確實少有發生，這與儒家倫理中“無訟”的教化多少有關系，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擁擠社會中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后果。甚至也可以說，儒家也是因為看到了擁擠社會的種種特征和需求，才生產出了“無訟”之類的倫理觀念。今天，盡管情況發生了變化，但“擁擠”社會的特征并沒有完全消失，甚至在新的層面強化了。

匱乏往往是擁擠社會的重要特征，社會因匱乏而擁擠，因擁擠而匱乏。在這樣的社會中，強勢地位具有相當的脆弱性，于是人們不但要為自己的今天著想，還會為子孫的明天著想。考慮到現實中的社會流動性，“富不過三代”，今天對手的處境可能就是明天子孫的處境，這樣的社會難免流行忍讓的倫理，因為今天對別人的忍讓，可能就是在為自己的子孫后代“積陰功”。而且，無論自己的道理如何充分，許多場合下對方也多少總有一點道理，在倫理上，正當地位很難說是絕對的。

在充斥著忍讓倫理的社會空間，人們往往針對一系列行為來看待彼此之間的關系，很難單獨針對他人的某一次行為而主張權利，這種模式在當今中國的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例如在廣大的農業耕作地區，村莊仍然是鄉土社會的基本單位，國家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村莊必須自己承載起一些基本的功能，必須依靠自身內部完成一些公共事務，應對某些自然和社會風險，這就需要村民自己的合作和組織。在村莊內部，人們互相之間就不能事事為自己爭取權利，為權利而斗爭，說起來振奮人心，但為了爭權利而傷了感情，人們可能就難以在公共事務達成合作了。

在擁擠的社會中，權利往往具有模糊性，不同主體之間的權利存在模糊地帶，難以將它們截然分開。權利的模糊性一般意味著權利的共生性，如果一定要把權利界定清楚，結果往往是保護了一方而損害了另一方。

通常人們認為，只要明確界定權利，權利人就可以充分利用資源，資源因此可以轉移到價值更高的用途上，社會效率因此會大大提高。然而在擁擠的社會中，明確界定的權利卻可能變成了難以利用的“反公地資源”。因為在擁擠社會中明確界定權利的結果是：資源有限，權利擁有者卻很多，每個擁有者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權力為其他人使用該資源設置障礙，每個權利人又都無法完全排除其他人的干擾。于是導致權利和控制過于零散，難以實現有效整合的結果，資源因此被閑置或使用不足，出現所謂的“反公地悲劇”。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由于土地權利結構日趨明確、剛性，“反公地悲劇”現象屢有發生。

在擁擠社會中，清晰地界定權利未必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主張權利也可能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事情。正在這個意義上，建設法治社會的難度，甚至比建設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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