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習俗是經濟習俗的一個重要方面，社會生活的變遷往往首先在服飾等生活方式上表現出來。服飾既具有保護身體的功能，同時也是一種裝飾和文化的象征。因此，一方面服飾有實用的價值，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個人的和地方、民族群體的日常審美趣味，表現了一定社會的倫理觀念。從人類風俗上看，服飾的產生最初是人類為了抵御風寒、保障人身安全的一種文化創造，是人類走出自然界的顯明文化標志之一。隨著由簡到繁、由少到多、由粗到精，服飾的審美價值日趨上升。在文明社會，服飾也成為社會道德觀念的一種物化。服飾的形式大致包括衣服、發飾、鞋帽、佩戴(如首飾、圍巾等)、裝飾(如手帕、化妝包等)。

服飾習俗內容，是指由各種構成因素產生的服飾類型及其確立的習俗慣制。我國的服飾在各地區、各民族世代習俗的傳承中形成了各種類型，這些服飾類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構成因素。

1、性別和年齡上的服飾不同。這是由人類主體生理因素產生的服飾類型。例如男女性別在頭飾上有各自的特點，古代男以冠、幘束發為飾，女以鑲配有珠玉、金銀或骨、竹的簪、釵點綴秀發。即使今天，女性頭飾也比男性要多樣化，她們或梳長辮、或戴頭花、或裹頭巾、或佩耳環等。年齡也是服飾類型多樣化的原因。如古代漢族小孩只穿”襦袴(褲)”，即短上衣和套褲(開檔褲)。二十歲時舉行冠禮，要改服裝戴冠帽。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性別上也會經常出現不分男女的狀況。如明代李樂在《見聞雜記》中述及江南情形說：”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女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并作詩曰：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現在在服飾上更有姓別接近的趨勢。

2、職業和地位上的服飾區別。這是由社會的生產實踐和社會關系造成的服飾類型。不同的職業往往有自已的服飾標準。社會地位對服飾的影響也十分明顯。《新書》云：”奇服文章一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衣著服飾有明尊卑、別貴賤的特殊功用，”貴賤之別，望而知之。”歷代都不準僭越。如頭飾，古代貴族男性一般戴冠、弁、冕，而平民則只戴幘。

3、季節、區域和民族的服飾差異。這是由自然時空和人種不同形成的服飾類型。因季節不同，人們將衣服分為春秋、夏、冬三類，并創造了不同的服裝款式：單衣、夾衣、棉衣、皮衣。佩戴裝飾上季節差別則更明顯。如冬季圍圍巾、夏天搖扇子等。而且，服裝類型的區域性主要是由各地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生活所提供的物質原料所決定的。如赫哲族過去從事漁業生產，服飾原料多取材于魚類，故有魚皮服裝;鄂溫克、鄂倫春族以狩獵生活為主，服飾則多用獸皮做成;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從事畜牧業生產，服飾則多用牲畜皮毛制作。(而廣西人竟不會做被子)此外，各民族的不同社會風俗和審美心理，也使中國的服飾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類型。如傣族婦女喜穿無領、斜襟、緊身、短袖的上衣，下著筒裙;維吾爾族婦女喜穿連衣裙，外罩背心或上裝，戴繡花小帽。

4、工藝上的服飾差別。這是由制作方式帶來服飾類型的不同。無論是編織、印染、還是繡嵌、裁縫，這些技術上的因素不僅制約了各種服飾原料，如紡織工藝的平紋、斜紋、格子紋，印染和刺繡工藝的各色花鳥蟲魚，而且構成了服飾的成品和款式，如佩戴的鑲嵌和綴飾、服裝的樣式。在中國，服飾制作工藝的地方化尤為突出。如蘇繡和湘繡服飾已經馳名世界，而少數民族的土機染紡的各種花布服飾也打入了國際市場。

1、實用性。這是服飾自身特征的表現。如原料、做工的經久耐穿，規格、式樣的舒適合體，方便生產及其生活，適應氣候冷暖等等。

2、觀賞性。這是服飾的一種審美外觀。例如服裝款式和人體的對稱，色彩和花紋的勻稱，鞋帽和衣褲的協調等等。

3、禮儀性。這是服飾的一種社會倫理觀念的象征。如我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婚喪服飾，都有一定的規定和要求。今天，漢族仍然流行帶結婚戒指和穿孝服的婚喪服飾習俗。

4、信仰性。這是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在服飾習俗上的標志。如我國宗教神職人員的服飾即各具特征，如佛教的袈裟、念珠。而給死人穿的”壽衣”，則是漢族民間信仰在服飾上的具體體現。

漢族男女的發式，古今有很大差異。例如今天男子的分頭、背頭、小平頭和大光頭等都需經常剃剪，女子的短發、燙發等，都是辛亥革命后出現的發型。而古代則完全不同。早在先秦時代，對于發式就有不少明確的習慣和規定。如小孩出生滿三個月，要請人為他修剪頭發，男孩修剪后的頭發，在頂上盤成一左一右兩個結，女孩則是盤成一個結;或者男孩發結在左，女孩發結在后，以示區別。從此以后男女都要蓄發。待頭發長了，緊挨后腦扎成一束，讓頭發披散在后面，這種發式叫做”總發”;若扎成一左一右兩束，從兩側垂下，則稱”總角”。前額的頭發則自然垂至眉毛。這都是未成年的發式。

男子二十歲時，要舉行冠禮，表示已經成人。先將束在一起的頭發在頭頂盤繞成髻，再用一塊黑色的帛包住發髻，然后加冠(冠非今天的帽子，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護和固定發髻，至于用各種不同顏色和式樣表示身份職位的差異，則是后來的事)。最后，用竹制成骨制的”笄”(漢以后稱”簪”)橫貫發髻和冠，使之固定，冠就算戴好了。不過冠是貴族男子的特權，一般平民無資格享用。他們只是束發盤髻，然后用頭巾將發髻罩住，這種頭巾又稱”頭衣”，或叫”幘”，可一直蓋到前額。

需要說明的是，留全發、貴族戴冠、平民戴巾是那時中原男子的打扮，至于遠離中原被稱作“四夷”的地區，則或披發、削發，又各有自已的風俗。但隨著中原文明的推進和影響，大多數人也漸漸習慣于冠巾的裝束了。大約到東漢末年，一般將相日常也開始只戴巾而不加冠了。以后雖然在冠巾的形制和裝飾上歷代有過許多變化，但直到明末，漢族男子的發式并無顯著變化。此間膽敢對于這種千年一貫的形成有所突破的，是歷代的一些狂人隱士。他們散發、露發，甚至披發被面，遮掩身體，但只是為了顯示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而且人數極少。史書上之所以著意這些做法，正說明束發冠巾是歷代傳統的、普通的裝束。但是，這種形式在清朝初年最終被破壞了。漢人被迫遵從滿人的發式，前頂剃光，后腦梳單辮，這種發式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和男子單一、一貫的發式不同，古代婦女的發式變化繁多。

女子十五歲舉行笄禮，表示已經成人，可以許聘出嫁了。成年婦女的頭發也是盤在頭頂，用帛包好，然后插笄固定。平時居家則挽發成髻，不用巾簪。貴族婦女的笄、簪很講究，大多鑲有珠玉，后來簪演變成釵，造形裝飾更為繁多。但是普通婦女一般只用骨制、竹制甚至荊條制成的笄釵，至于冠，除殷商時期，唐代以前的婦女是不戴的。殷商的貴婦人已經十分講究發式美，她們的額上戴有鏤空玉飾，兩髻和冠上綴有綠松石組成的圓形飾物，還將圓形骨器束在頭發中間，甚至把雕刻精美的象牙梳輕攏于美發上。擁有一頭秀發確是婦女的驕傲，但假如天生稀毛禿頂，或者后天脫發色黃，就要裝假發。這種風氣直影響到今天。當然也有頭發并無缺損而為俏麗用假發的，如楊貴妃就經常使用假發裝飾兩鬢。婦女發式歷代都有變化，各式各樣的發髻又往往由宮廷中貴婦人首創。較著名的，如東漢曾風行高髻、大髻，還有一種”倭墮髻”，就象婦女摔落馬下以后保留的發髻式樣，偏斜于一側，故又稱”墮馬髻”。晉代有”擷子髻”，是用綢布扎成的環狀髻。唐代發式更多更新，有扎于頂上雙側成環狀的” 雙髻”，旋繞于頂心的”盤髻”，還有”鳳髻”“囚髻”等等。唐末又有”拋家髻”，用鬢發束成兩個環形的發髻，緊貼臉頰。宋代后更不勝枚舉。僅蔡京等幾個北宋大臣設宴時侍奉的女伎，就有”朝天髻”、”懶梳髻”和”三十六髻”等不同的裝束。(現在則為短發、長辮、燙發等)

雕題、剺面、文身是流行于我國古代一些民族和地區的習俗，現在仍能看到這類遺俗。1962年，郭沫若到海南，寫了一首”詠黎族姑娘”云：”雕題、剺面傳聞有，今到海南始見之。”海南島黎族古來就有這種習俗。雕題是指以丹青在額上刻刺花紋。《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也。”《疏》曰：”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其實，這種習俗不唯南方。《逸周書王會》載，當時居住在昆侖山附近的少數民族就有闔耳貫胸、雕題漆齒的習俗，說明西北早有此俗。剺面是我國古代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風俗，就是以刀割破臉皮，使之流血。他們往往在遇到大憂大喪時才行此俗，表示哀痛和忠誠。《后漢書耿秉傳》：漢將耿秉深受匈奴人愛戴，病亡時”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北周時，王慶奉命出使突厥，正趕上突厥可汗暴殂，于是突厥人對他說：”前后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能不行此事?”(《周書王慶傳》)可見不僅本族如此，還要求外來人也從其俗。《新唐書回鶻傳》還有”可汗死，……(寧國公主)剺面哭，亦從其俗”的記載。文身是指在身體上刺畫有色的圖案或花紋。這種習俗也產生很早。《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發文身。” 古人解釋說：”越俗斷發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周太王(古公檀父)立第三子季歷為繼承人，季歷兩兄太伯、仲雍得知后離家出走，來到吳越，入境隨俗，”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古代吳越多河多水，經濟落后，故普遍認為文身能起到保護生命安全的作用。(《后漢書安帝紀》注：”倭國去樂浪萬二千里，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見本傳。”)及至后代，文身則主要視為一種美的裝飾。如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列舉了不少這樣的例子，唐代稱為”剳青”。其載有個叫韋少卿的人，”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系索，有人止于側牽之。”他說這是取自張說《挽鏡寒鴉集》的詩意。荊州的街子葛清，則”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凡刻三十余首，體無完膚。”另外還據詩意配畫。如在”不是此花偏愛菊”這句詩旁，刻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圖樣。唐代有專門以文身為職業的”剳工”，專門為人紋身。上書載：”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為眾物狀。如蟾蝎杵臼，隨人所欲。”文身又叫”雕青”，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新五代史東漢世家》)有些專家考證，文身之俗初與原始宗教圖騰崇拜有關，以后一方面作為”身飾”，成為美觀的表現，有些地方則作為一種成年的禮儀。如宋周去非在《嶺南代答》中記敘當時的習俗說：”其繡面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子及笄，置酒會親舊友伴，自施針筆，為極細花卉飛蛾之形。”今有文以龍者，當恐非知文身之含義也。(下有二資料附之。)以上三者形式不同，但都是自愿的行為，是一種社會風俗的體現 。現在除個別地區和個別民族外，這些習俗都基本不復存在了。

1、日常生活的飲食慣制。這是從人體的生理出發，為恢復體力、維持生命的目的而形成的習慣。它包括飲食的次數、主副食量的分配，以及飲食時間的規定。我國秦漢以前基本是一日早晚兩餐制，漢朝開始才普遍實行一日三餐制。(揚州三餐為兩稀一干，豐年也如此。現農村、城市飲食時間也不同。)由于各地生產季節的差異，有些地區以兩餐制和三餐制交互使用，在主副食搭配上也有不同。如游牧民族常以米面為主食，輔之以奶制品和肉，平原地區的農耕居戶往往以大米、白面為主食、輔以蔬菜和少量的魚肉。

2、節日禮儀的飲食慣制。這是人們受到自然季節和社會關系影響確立的習俗。其內容相當復雜。在節日方面，如正月十五吃元霄，寒食清明食冷飯糕餅，五月端陽吃粽子和雄黃酒，八月中秋食月餅和黃酒，臘八食臘八粥，大年三十吃餃子等。在禮儀方面，如婚嫁的食品酒類禮品與婚禮中的”交杯酒”，宴會上的座次、上菜的順序、勸酒敬酒的禮節，食物禮品的饋贈往來等等，各地千姿百態。

3、信仰上的飲食慣制。這是民間信仰和宗教儀式在我國人民飲食生活中形成的慣制。大體上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供奉食品，如”血祭”、”祭酒”、”供果”等，表示對鬼神的祭祀和宗教信仰;而民間給亡人供飯、酒、菜，則反映了追悼亡靈的民間信仰。二是禁忌食品，如生肓前后的飲食禁忌，懷孕期禁食兔肉(以免生下的孩子兔唇)，孕婦禁食鮮姜(唯恐生下的孩子六指)，迷信成份濃重。飲食方面的習俗反映在方方面面，下面僅就菜系的形成與傳承，各地的飲茶發展歷程及習俗、飲酒的習俗及歷程，吸煙的發展歷程與習俗作些介紹。

我國的傳統菜系，目前一般有三種劃分方法：

1、依方位區分為四大菜系。即東部的江浙菜系，舊稱淮陽派，以上海菜為代表;西部的川湘菜系，以四川菜為代表;南部的粵菜，以廣東菜為代表;北部的京菜，舊稱濟南派，以北京菜為代表。

2、八大菜系。即蘇菜、皖菜、川菜、湘菜、魯菜、閩菜、京菜。

3、十大菜系。即八大菜系加上鄂菜和滬菜。我國的傳統菜系，是從各地人民的特殊口味和各具特色的烹制程序中發展而成的特定類型。

我國民間菜肴不下兩千種，一方面不少菜系融合了很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菜肴特色，如北京菜系，是北方滿、蒙、回漢菜肴發展而成的菜系。另一方面，一個主要菜系又往往派生出幾個分支。如粵菜系有廣州、潮州、東江等幾種地方菜。此是菜系多種說法的原因。從我國傳統菜系形成和傳承的歷史中，可以看出這些不同類型的菜系受到多種條件的影響。

2、生產、生活的需要和口味的愛好。如”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這是群體的口味認同。(”南甜”當與多產蔗、靠海、多鹽份有關，北方干旱、鹽份少，喜吃咸。)

3、各地調制方法的不同要求。包括配料、刀工、火候、調味、烹調技術，這可從各菜系的色、香、味、形中看出調制方法的重要性。如廣東菜講究鮮嫩，下料善于變化。山東菜講究清脆，下料多用糖醋汁;而江蘇菜重酥滑，下料重比例。(揚州藕不如北方脆，做法不同)相比之下，烹調方法對于菜系的形成和傳承更有作用。如福建菜的炻(石音，介于陶、瓷之間的器物)、醉、扣、糟，北京菜的涮、踏(火旁)等。調制方法的區別是我國傳統菜系形成和傳承的操作因素。(2019年秋《揚子晚報》有”隨便” 飲料;另附該報2019年2月27日《”淫食文化”粉墨登場》一文)

關于我國飲茶的發展歷程及各地飲茶習俗。我國是茶樹的原產地，種茶、制茶、飲茶都起源于我國。《神農本草經》記載，大約402019年前，古人已開始把茶葉當作藥用，叫”荼”。何時成為單一的飲料，則存在著始自春秋戰國、秦漢、三國等幾種不同說法。(《詩、衛風》有”誰為荼苦，其甘如薺”句)據古文獻，最早記錄茶的大都是四川人。如漢代成都人司馬相如的《凡將篇》中就有茶的記載。資中人王褒的《僮約》有”武陽買茶”的句子(武陽即今四川彭縣)。這是把茶作為飲料的可靠記錄。《漢書地理志》的長沙國有”茶陵”地名。四川可能是茶流行的最早地區。漢代末年，茶開始走出貴族的圈限，流入市井閭里之家。《三國志》載，東吳時期已有不少人采茶煮為”茗粥”。南北朝時，隨著民族融合，飲茶習慣由南而北延伸。(唐代張籍《寄友人》詩：”憶在江南日，同游三月時，采茶尋遠澗，斗鴉向春池。”)飲茶之風普及是在唐代，與佛教的興盛有關。唐人封演在《封氏聞見錄》中說：”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各色人等無不以飲茶為好。飲茶風俗的大大推廣，導致了我國第一部研究茶的專著《茶經》出現。《茶經》作者為唐中期陸羽，他被民間尊為茶神。后陸續出各種茶書一百多種。(據考證”茶”字最初也出現在中唐《百巖大師碑》及《懷暉碑》，前用”荼”字)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我國已形成了六大茶系：即綠茶、紅茶、烏龍茶、白茶、花茶和緊壓茶。各茶類中又包括著許多品種。其中綠茶生產歷史最久，產量最高，種植面積及影響最大。全國各地飲食結構不同，飲茶方式和所需茶類也不同。江浙地區多飲綠茶，其中，”龍井”、”瓜片”最受青睞。京、津、東北流行飲用香花窨熏過的綠茶──花茶。閩粵一帶視烏龍茶為珍品，較上述地區也更注意品飲的情趣，如福建、潮汕地區泡茶藝術甚為講究，潮州的”工夫茶”名副其實，極費工夫，連水沸的程度也有”蟹眼”“魚目”之分，連倒茶的方式也不同。(綠茶有西湖龍井、黃山毛峰、君山銀針、廬山云霧、都勻毛尖等十余種;紅茶的特點是經發酵而成，安徽祁門的祁紅、云南云風、勐海的滇紅最為著名;烏龍茶介于綠、紅之間，也稱”青茶”，茶葉邊緣發酵中間不發酵，集中產于閩、廣、臺一帶。福建的武夷巖茶、水仙、烏龍、鐵觀音，廣東的鳳凰單叢、浪菜，中國臺灣的烏龍、包種等為名品，大多產于巖縫間，故而名貴;白茶色如銀，薄如紙，湯色淡淺素雅，多產巖林間，少見，主產于閩的政和、福鼎，白毫銀針、白牡丹為名品;花茶加入了花香，在香花窨中薰過的綠茶，茉莉、玉蘭、珠蘭、柚子等種。緊壓茶以紅、綠茶為原料，經過蒸壓處理，制成磚狀、餅狀，質地堅硬，不易變質，新疆多飲之。)我國少數民族飲茶也頗具特色。蒙古族一日三餐離不開奶茶。奶茶要先將搗碎的磚茶加水在鐵鍋中煮10余分鐘，茶葉呈紅褐色時，再加一、二勺奶和少量食鹽，攪拌均勻，等水沸開后濾去茶葉茶梗即成。維吾爾族與此基本相似，唯南部少數民地區習慣飲茯磚茶，即煮茶時不加鮮奶，而加些胡椒、桂皮等香料。藏族則習慣飲放入酥油和食鹽的酥油茶，被視為高級飲料，以此招貴客。居住在滇西北的納西族、傈僳族、苗族、彝族和怒族等，較為普遍地飲用鹽巴茶。湖南、貴州、廣西等地的苗、瑤等族喜歡喝打油茶，此以茶葉、米花配上花生、芝麻、黃豆、蔥姜等調制而成。云南永勝縣一帶的少數民族普遍飲用油茶，即在茶葉中加入豬油或香油，倒入放有鹽巴、火麻子與草果混合粉的碗中飲用。

我國飲酒始于何時，名酒又是如何產生的呢?自古以來，酒就是我國人民喜愛的飲料之一，每逢佳節，親朋聚會，宴饗賓客、喜慶豐收、婚喪嫁娶都少不了酒。但飲酒習俗在我國產生于何時，現存史藉卻有不同的說法。《世本》、《呂氏春秋》、《戰國策》等均以為始于前21世紀的夏朝。如《戰國策魏策》載：”昔者，帝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世本作篇》亦云”儀狄作酒”。這是說酒在禹時由儀狄發明的。《事物紀原》則認為始于周朝的杜康造酒。(按：少康為夏中期人，造”秫酒”)而《黃帝內經素問》更推論早在公元前26世紀的黃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飲酒習俗。從地下考古發拙情況看，河姆渡文化的帶把陶質缽，一般以為是最早的酒器(距今702019年前后)，仰韶文化(距今7000-502019年)、大汶口文化出現陶質尊、觚、高足杯系列酒器。說明盡管記載不同，飲酒習俗的歷史卻是悠久的。此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酒的釀造和消費逐步擴大，飲酒習俗逐漸盛行，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各種酒類。(歷史上因經濟原因有不少時候禁酤酒)我國許多風味獨特的名酒，據各地名酒志記載，大多產于普通的小村鎮。這與小村鎮所占有的天時、地利是分不開的。一種名酒的誕生，除了必須具備用料精細和高超獨特的傳統釀造工藝兩個條件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水質的配合。如從16世紀起就馳名天下的我國第一名酒茅臺，出產于貴州省仁懷縣赤水河畔的茅臺村，這里具有制造茅臺酒的特殊環境：水、氣候和特殊的菌種。生產此酒的水只能用茅臺鎮附近的流水，因為這些水中含有幾十種礦物質，離開這些水就無法釀造出茅臺酒的獨特風味。釀造專家曾作過嘗試，先后在北京、哈爾濱、遼寧、吉林、山東、福建等地，用茅臺的曲種、原料和工藝，制造茅臺酒，結果均末成功。又如我國八大名酒之一的山西汾酒，出產于山西汾陽縣外30里處的杏花村，素有清香醇厚、柔和爽口之譽。唐代詩人杜牧曾留下”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膾炙人口的詩句。古碑上曾以”井泉味如醴(甜酒)，河東桑荷不足方其甘馨，祿俗黎春不足方其清冽”來頌揚汾酒釀造水質之佳。這里流傳的”馬踏神泉涌”、”醉仙居神井”等美麗傳說也是贊揚其水質的。其水質非常純潔，煮飯不溢鍋，盛水不銹器皿，洗衣格外干凈，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只有在這種”水重依稀亞蟹黃”的良好條件下，才能釀出馳各中外的汾酒來。

民間吸煙之俗的由來。煙草原不產于我國，古代文獻中雖有”煙”和”葉菸(同煙)”的記載，但非指今天的煙草。完成于16世紀的《本草綱目》也未錄入此名。煙草大約在17世紀初傳入我國。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中認為，煙草在明朝時由葡萄牙人傳入中國，首先在福建、廣東栽培，其后傳到其它地區。而據吳晗的考證，煙草傳入我國有三個途徑：一是從呂宋(菲律賓)傳入福建;二是從朝鮮傳入東北;三是多南洋傳入廣東。其中以呂宋入福建為主，故煙草又稱”建煙”。據《玉堂薈記》記載：”吃煙自天啟中(1621-1627年)開始，二十年來，北土多種之。”(按：明朝名醫張介賓在1624年寫成的《景岳全書》中最早記載了煙草傳入的情況：”此物自古未聞也，近自我明萬歷(1573-1620)時，始出于閩、廣之間，自后吳、楚皆種植之矣。”)當時人以煙草的英語tobacco的譯音稱之，如淡巴菰、淡巴姑、擔不歸、淡肉果等。煙草的名稱自日本傳來。黎士宏《仁恕堂筆記》稱：”煙之名始于日本”。由于吃煙的主要方式是將其點燃后吸其煙霧，故代之以原譯音而稱”煙”，并以品種或產地不同而有各種專稱。如陳琮《煙草譜》云：”衡煙出湖南，蒲城煙出陜西，油絲煙出北京，青煙出山西，蘭花煙出云南。” 煙草傳入我國后，民間吸煙習俗迅速流行。《鮚奇(土旁)亭集》卷三《淡巴菰賦》序中說：”今淡巴菰之行遍天下”。清初李王逋《蚓庵瑣語》中說：”予兒時尚不識煙為何物。崇禎(1628-1644)末，我地遍地載種，雖三尺童子莫不食煙，風俗頗改。”王士禎《香祖筆記》云：”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當時最普遍的吸用方式是將煙草”采而干之，刀批為絲。”(《棗林雜俎》中集)也或有加輔料者，《在園雜志》卷三載：”有以香料拌入者，名香煙;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花蘭煙。”吸用時，將煙絲置入煙管中，”此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煙氣從管中入喉”(《露書》卷十)。其次是將煙絲卷入紙中，即所謂”呂宋人食法，用紙卷如筆管狀，名幾世留，然火吸而食之”(《稗販》卷八)。這兩種方法至今仍用。至于今天最普遍的機制紙卷煙。即所謂香煙，則是在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傳入的。張濤《津門雜記》：”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最先，類多師法，泰西所為也。嘗以卷煙吸而食之。”192019年(光緒二十八年)官商合辦的北洋煙草公司在天津成立，我國開始自已生產機制卷煙，后漸傳播開來。(吸煙不利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