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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我國企業品牌建設經歷了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品牌創建時期，品牌競爭時期和品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我國企業在實施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可采用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1]品牌在市場營銷中具有產品識別、產品保護、市場細分、市場控制和企業形象傳播的功能。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強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特別是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在我國市場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甚至控制和壟斷了國內某些行業。它們的強有力發展無一不向我國企業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當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并大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之時，以海爾、長虹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企業也不甘示弱，逐漸形成了走向世界、爭創全球品牌的戰略意識，紛紛在觀念、生產、營銷、研發和資本等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目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我國本土品牌會更加注重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參與世界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一道紛爭國際市場，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品牌意識啟蒙時期。

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大致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就是整個80年代。當時，我國正處于第一輪合資的高峰期，對我國企業來講，品牌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多半被理解為公司的名稱或產品商標。這一時期，由于熱衷于或者說急于與外國公司合資，加上企業的品牌意識薄弱，我國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閣，逐步淡出市場。

1980年5月，我國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以合資的形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合資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國大量的品牌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入股，結果紛紛被打入冷宮、逐出市場。這些品牌在合資企業中紛紛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凈”被“莊臣”取代；“潘婷”、“海飛絲”、“飄柔”取代了“潔花”；北京牌電視機在與三星合資后隨即消失。

與此同時，為了生存，我國的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貼牌（oem）生產。珠江三角洲一帶聚集了大批的oem生產廠家。在這種模式下，中國企業賺的是加工勞務費，外國公司獲取的是高額的利潤。強烈的反差讓我國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開始重視創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創建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企業進入創建品牌的時期。企業普遍認識到，只有創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與強勁外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一時期的品牌創建主要有這么幾件事。

1、企業形象（ci）設計。

廣東太陽神企業率先引入“企業形象設計”，建立了差異化的企業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傳播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國企業的“cis熱潮”。1990年，青島海爾集團導入cis，商標從原來的“利勃海爾”演變為“海爾”；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為商標標志，并提出“真誠到永遠”的經營與服務理念。

2、社會活動造勢。

1991年，我國舉辦了第一屆由消費者投票決定的“中國馳名商標”的評選活動；1992年，國家內貿部、經貿委和電子工業部等機構聯合舉辦“全國暢銷國產商品展銷會”，評選“金橋獎”。此后，各種關于名牌、品牌、商標的評選活動有增無減。

3、政府主導名牌工程。

9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實施品牌戰略，以品牌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4、老字號品牌再造。

中華老字號企業歷史悠久、口碑甚佳，當時在市場競爭中卻因經營手法陳舊、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來，老字號企業經營者們改變經營理念、運用現代化的管理理論，使老字號企業重現生機。“全聚德”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三）品牌競爭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加速發展，賣方市場出現，市場競爭加劇。1995年開始，我國企業進入了品牌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價格戰、廣告戰和服務戰此起彼伏。

在與國外品牌的競爭中，我國企業逐步學到了品牌管理的國際經驗，并伺機反攻。1996年，長虹集團發動價格戰將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從市場領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其他行業的價格戰也頻頻發生。格蘭仕多次發起微波爐的價格戰，手機、電腦市場的價格戰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要對其黃金廣告時間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稱為“標王”。孔府家酒、秦池酒、愛多vcd等都幾任“標王”，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廣告戰的一斑。2006年的黃金廣告時間該稱為“黃金資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賽事的廣告時斷也納入招標范圍。

同時，很多企業已意識到，單靠價格、廣告、促銷和質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顧客，只有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才能在品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海爾的“星級服務”、榮事達的“紅地毯服務”、tcl電腦的“星光使者服務”等都在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國際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一些優秀企業紛紛提出品牌國際化的戰略。我國企業品牌建設進入國際化階段。

這一時期這些企業的實力已經壯大，具備了在全球化環境下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的條件。為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許多企業都創建使英語國際發展的品牌名稱。聯想將原來的“legend”改為“lenovo”，取“創新的聯想”之意，同時也是因為“legend”在許多國家遭遇搶注；廈新也以簡潔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來的“amoisonic”。

海爾、tcl等企業紛紛打入國際市場。tcl收購了德國的斯耐德（schneider），海爾則是在海外投資設廠，格蘭仕則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oem生產，強調“格蘭仕制造”。

（一）市場的選擇。

從進入什么國家和地區的角度看，我國企業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第一種模式是先進入不發達國家，然后進中等發達國家，最后進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容易進入，不發達國家都比較小，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譽的投資比較少，還有優惠政策。這種先易后難的模式可以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品牌信譽提供直接的操作經驗。

第二種模式是先主攻發達國家市場，再轉向其他國家市場。攻下發達國家，在他們那里樹立起品牌信譽和形象，品牌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和進步，成為國際性品牌。再到中等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市場，會被全球市場所接受。我國目前只有海爾、春蘭等少數大型家電企業采取了這種模式。海爾認為，在主攻美國市場獲得成功時，再進入歐洲、日本市場，對其成功極有幫助。春蘭最先在美國、日本、法國和新加坡等國設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現在陸續形成了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和東亞等五大經營區域，產品遍布世界84個國家和地區。

第三種模式是中間路線模式。中間路線模式試圖取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模式各自的優點，同時想避開他們的缺點。先進人中等國家市場，積累在異國他鄉建立品牌信譽和形象的經驗，積累更多的資本實力和營銷經驗，以期向發達國家進軍。因此，這對有實力但又不夠強大的企業，是一條可取之路。

（二） 品牌國際化模式的選擇。

從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看，我國企業也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美國的零售商認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價格的良好產品吸引消費者來購物，如果中國的企業能提供這樣的產品，他們將會考慮銷售中國品牌產品。[4]在品牌的國際化運作上，海爾采用的是直接進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爾品牌的產品和在國外直接開設工廠相結合的形式。

上海廣電集團（sva）是另一個采用這一模式的企業。在國內，上海廣電集團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在國外的兩三年間逐步進入美國市場。上海廣電從生產傳統的彩色電視機轉型為關注于高端等離子電視機、平板顯示器和dlp投影電視機的領先電子集團。上海廣電是一個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達40億美元。當時在海外，它的營銷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廣電并不能肯定。

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上海廣電做出了幾個重大的選擇。

首先，它決定在分銷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銷和服務幫助的當地經銷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銷公司。與當地經銷商的合作使上海廣電有機會和時間去了解美國市場，以便營造自己在當地市場的營銷能力。盡管上海廣電在美國直接銷售其產品，但它也意識到要進入象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務和促銷標準。

其次，上海廣電在行業促銷活動上與經銷商進行合作，包括參加行業大會，而不是花錢建立品牌認知度。中小經銷商認為，上海廣電提供的低成本產品使得他們能夠與大型零售商競爭。

第三，上海廣電決定避開低端彩電市場。因為在這個市場上充滿了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產品，競爭十分激烈。上海廣電選擇了高端的等離子和平板電視機和顯示器。這些產品的銷售增長迅速，并且與其他中國產品競爭的機會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價高質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韓國同類產品但又高于僅以低價取勝的產品之上的價位。

最后，盡管許多中國企業不承認了解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上海廣電從一開始就決定采用美國團隊來經營其美國業務。此外，他們還聘用了索尼的前生產經理來控制生產質量，并與國際企業合作以改進其產品設計。

并購（m&a）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購的目標企業應具有有價值的資產，如品牌、顧客群、技術或者渠道。收購方可以先將被收購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并保持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實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形象。一旦這種形象和認知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把原來的品牌淡出市場。

tcl使這一策略采用和實施。2002年9月，tcl收購了德國的電視機制造企業斯耐德電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進入歐洲市場。tcl的收購包括斯耐德的工廠、連鎖店分銷網絡、特級市場（hypermarkets）、目錄郵購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標權。tcl雇用了一個專業團隊來了解和掌握當地市場和銷售網絡。tcl的此舉主要思想繞過歐洲國家的進口配額，在歐洲銷售tcl品牌的產品。tcl品牌的產品已經在澳大利亞、中東、南非、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帶銷售。一旦這一策略實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產品將在歐洲銷售。

格蘭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取了與海爾和tcl不同的戰略。格蘭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紡織企業，當時只有200多員工。1992年，它開始生產微波爐，并很快就進行oem貼牌生產，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但在中國還沒有投資設廠的外國企業。目前，格蘭實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其產品的世界占有率達30%，國內占有率達70%。格蘭仕擁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來自oem生產。

在品牌國際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與貼牌生產相配合的模式。格蘭仕的企業定位是全球名牌家電生產制造中心。給國際知名品牌做貼牌生產正是這一定位的具體體現。格蘭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過70%的市場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壟斷的問題。于是，格蘭仕決定收縮自主品牌的在國外的占有率，通過oem方式以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曲線占領市場。但是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過渡到用格蘭仕品牌生產的目的。

品牌的國際化越來越受到我國企業的重視。品牌國際化是應對全球化競爭的必由之路。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品牌不論在品牌價值、經營規模、世界市場占有率還是技術水平上都有相當差距。中國第一品牌海爾的價值僅530億元人民幣，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樂則值704.5億美元。創國際化品牌與綜合國力和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生產技術的改進具有密切聯系，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只要中國企業適時適當地運用好國際化的品牌戰略，就一定能創出我們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盧泰宏。建構中國品牌管理平臺[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市揚選擇模式[j]。商業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夢想就有希望”。這句話教育我們只要有夢想就會有希望，我們要為夢想而努力、奮斗。正如“不經歷饑渴，如何能體會到清水的甘甜”所說的。

我的中國夢來自于他，是他讓我的中國夢得于繼續堅持下去。魯迅棄醫從文，再危機沉淪時，大聲的“吶喊”，喚醒了人們，守住了希望，鑄就了夢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護著最后撤離的大雁，希望是喚醒迷失夢想的人得清醒劑。因為夢想在，希望在；國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魯迅先生沒有棄醫從文、沒有吶喊人們、沒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

還記得斷臂鋼琴王子劉偉嗎？命運對他是如此殘酷！他在10歲時因電擊失去雙臂，可他偏偏愛上了專門為手設計的樂器——鋼琴！對于一個平常人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而劉偉，用他的信念與堅持做到了！他用腳趾，彈奏出了人間最美的音樂。聽到劉偉演奏的動聽的鋼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會震撼與感動？劉偉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只要堅持、努力，夢想就會實現！劉偉，他讓我的中國夢更加堅定。

夢想讓劉偉成為一個不一樣的音樂家，也讓他成為一代偉人，更讓他成為祖國的希望。

同樣具有中國夢的，還有唐太宗。當玄武門事變后，他說：“吾登基后，一定要還萬民一個政治清明、世態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著虛心納諫的風氣。”他就是唐太宗，他的這段話代表了他的中國夢，最終也實現了。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圖景，他的功績被寫進了《貞觀政要》和被譽為“二十四史之一”的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唐太宗讓我的中國夢看到了希望。

我的夢就是中國夢，中國夢也是我的夢。我的中國夢就是：努力學習，在有生之年，爭取為國家的某個領域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國走向國家統一、繁榮富強、國民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世界強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還有很遠。

要實現自己的夢想，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構筑夢想，讓夢想照耀中國，閃亮世界，也讓自己的夢想之花綻放，開始努力吧！放飛我們的夢想，一起加油！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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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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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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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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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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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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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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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探索，其歷史與邏輯起點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因而，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維度來界劃中國道路。從廣義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整體性歷史，都可以納入到中國道路的討論域之中;從狹義層面而言，中國道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無論是從廣義還是狹義維度，中國道路背后都關涉一個核心的通約性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中國本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關系，從而構筑出一條既堅守經典理論的本質規定性，又彰顯本國具體實際，更區別于他國模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衡量中國道路需要拓展理論視角，從多元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其中，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從根本上講清楚中國道路產生及其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從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及其不斷成功的內在密鑰;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整體性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寬廣的范圍內講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效應。辯證理解中國道路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論的指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從整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做出科學的分期并展開理性的認知與探討。

關鍵詞 中國道路 70年 社會主義 “三個意味著” 歷史分期

中國道路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大量研究對這一話題進行了集中關切，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偏好，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讀。在繼承目前學界現有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深化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辯證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理論內涵問題，二是如何綜合定位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及其時代坐標問題，三是如何對中國道路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作出科學的界劃問題，四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道路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從本質上就是應當科學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起源與邏輯發展問題，亦即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長期不懈的艱辛奮斗過程中選擇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講清楚為什么探索與堅持這一條發展道路的歷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講清楚中國道路在艱辛的探索之中為什么能夠不斷取得勝利，講清楚中國道路為什么是當代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之路。

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國道路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邏輯所指與理論內涵。所謂中國道路，就是特指關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稱為中國道路，例如，美國學者塞爾登將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稱為“延安道路”。[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但從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討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潛在的共識，這就是當前所言的中國道路，其實是特指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建設的道路。

1.1949年：中國道路歷史起點的錨定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盡管中國革命從屬性上來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價值導向與實踐旨歸則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曾做出過系統化集中化的闡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天經地義”從根本上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所形塑的。具體而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情勢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使得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獲得勝利，而必須首先解決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只有待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才具備了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與現實可能性。因此，中國革命需要分兩步走，即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步。“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社會主義在中國從一種理論設想向現實制度形態與實踐運動轉變的標志，是1956年關于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觀點認為，關于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其歷史起點應當溯源于1956年。但實際上，從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有計劃地推進社會主義在中國探索與實踐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盡管從制度的創制上來看，此時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制度為主，但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始終在不斷增加，資本主義的因素在不斷減少。正是基于上述狀況的考量，毛澤東明確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秩序”的觀點做出了批評。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晚聽取并討論李維漢《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7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關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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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八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國農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模化經營，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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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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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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