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讀后感的寫作，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文思和語言表達能力。小編為大家選擇了幾篇優秀的讀后感，希望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靈感和指導。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于民。語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后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么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么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后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圣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后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么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么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于天下,并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頒布了關于開墾荒地的命令。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二

《李斯列傳》中有一段話原文為：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悵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為一個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夠擁有這樣的哲學思想，實在是了不起。，他能夠夠清醒的認識到的事物的發展，物極必反的客觀規律，能夠這么謙虛，客觀，準確地認識自己，()實屬不易。我們許多人往往在事業，家庭，愛情等等方面獲得一些所謂成功的時候，志得而意滿，得意而忘形。并沒有認識和意識到在鮮花和掌聲的后面會有一個陷阱，在時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樂觀。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謂之高處而不勝寒矣！

李斯為人謹慎，有才華，為秦始皇的統一霸業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貢獻，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棄了過去的一心為公，不募私利的為人原則。為一己之私而受趙高之蠱惑，從而落得一個可悲的下場。看來世界上真的沒有完人阿！再聰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時候，從而也印證了他物極而必衰的道理。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三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注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恒的燈塔照亮著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并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于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復對比論證，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并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系，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論點間的關系不可謂不松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里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后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說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字的復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并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后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后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后世學子，臉上還帶著“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秘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戶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注大家的原因罷。至于中國后世如于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于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于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么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于什么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后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么中國人的人權在哪里？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于人權之論，至于“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于是，我帶著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注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簽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于非黑即白的評論，仿佛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說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后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說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沖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著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范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里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里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愿意和別人交流溝通，了解別人的意圖并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注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說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于一味只想說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游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里，學術研究無異于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閑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并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溫床。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欲無求，而且忠于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注者高亨那樣贊的商鞅多么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么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貶的。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于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況且犧牲的是法律定義有罪之人）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千千萬萬的無辜（法律定義）子民。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道德定義為無辜，法律定義為有罪）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至于秦后來施行的所謂暴政和秦二世的昏昧及迷戀美色導致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災難而并非商君所愿。

商君值得批判的地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百家爭鳴，貿易互市，興辦科教都是有利社稷的活動，為了人民專心務農而全部取締自然也是不合適的。物極必反，任何一方面過分發達自然都會限制其它方面的發展，從而帶來某種災難。宋朝重文抑武，文化發展璀璨而獨樹一幟，卻在金人的鐵蹄之下只能龜縮在江南一隅，使得北方百姓飽嘗戰亂之苦，其功過也是兩說的。

附上非常喜歡的大秦帝國歌詞一首：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四

《商君列傳》是《史記》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這篇列傳，太史公主要記述了商鞅事秦變法革新、功過得失以及“卒受惡名于秦”的史實。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術之學”，三次游說秦孝公，終使“君大說之耳”；“鞅欲變法”，守舊派公然反對，鞅據理力爭；“卒定變法之令”，眾皆嘩然。鞅立木懸賞，取信于民。刑太子師，以肅法令；“行之十年”，“家給人足”，“鄉邑大治”，“秦人富強”。鞅將而伐魏，“既破魏還”；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終以車裂族滅。文章最后，太史公對商君作出“天資刻薄人也”的評價。

俗話說，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讀了《商君列傳》后，有以下幾點粗淺感受。如有不妥，請方家指正。

一、革舊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顯。

商鞅變法是歷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據天下大勢和秦國實際，創立了適合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鄉村合并為縣，重新劃分田塍，鼓勵開墾荒地，平衡稅賦，統一度量衡，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經濟發展。二是嚴管理。十家編一什，五家編一伍，相互監督，連帶治罪。秦國出現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城鄉秩序穩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處罰了他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再犯，被處劓刑。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初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國家機器更加健全，推進了中央集權制。四是興教化。要求男子長大后，父子要分開，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確尊卑爵位等級，按等級占有土地、房產。五是重農業。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六是獎軍功。有軍功的顯赫榮耀。人民勇于為國戰斗，不敢為私爭斗，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斗力，為秦國實現稱霸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二、刑法嚴酷，剛愎自用，致使商君結局悲慘。

商鞅變法使秦國民富國強之功難沒，但最終卻落得個車裂族亡的悲慘結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一）用刑過度。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法律的責任。如果法律違背人性，濫用酷刑，無視百姓切身利益，就不會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遵從。商鞅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王霸諸侯，至于百姓權益、尊嚴則很少顧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讓親人、鄰里之間沒有安全感；獎軍功，“民勇公戰”，把人培養成了戰爭機器；對百姓有議論新法的，“盡遷之于邊城”。

（二）不聽進諫。趙良對商鞅說，聽得進反面意見是聰，能正視缺點是明，能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是強。還說，一千個人唯唯諾諾贊同，不如一個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對意見。這番話商鞅還算聽得進，認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希望趙良“終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藥”。而趙良勸商鞅，鑒于朝野積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國封地，到偏遠的地方澆園耕種，“可以少安”。但商鞅認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勛卓著，沒有誰能撼得動，因而沒有服用趙良的“藥”。

趙良勸商鞅學五羖大夫，勞累了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撐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廉潔自律、勤政愛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還要貪圖商於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政教為榮寵，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駕崩，“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對趙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聽”。

（三）重刑罰、輕德政。商君治理國家傾向于刑罰，過度使用嚴刑、酷刑，這不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從法令，還容易引起民憤，造成積怨。應當是德政教化，刑法約束，標本兼治，相輔相成，才能夯實治國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監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執法，而且拒絕接受監督。他持才傲物，自詡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認為“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在沒有與大臣形成共識，沒有征求公眾意見，只憑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以殺雞儆猴。公子虔復犯新法，即被處以劓刑，“使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本來，評論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監督。可商鞅聽不進反面意見，對評論者無情打擊，“其后民莫敢議令”。

（五）自身腐敗。腐敗是最不得人心的詬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損耗國家資財，引來眾多非議。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調稱君，“南面而稱寡人”，更是不講規矩；一旦出行，后邊跟著數十輛車，車上都是穿著鎧甲的衛士，身強力壯的人作貼身警衛，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興師動眾，作威作福，好不氣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對商君評價少褒多貶。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商鞅有缺點也是難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總會觸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貴族們既得利益后，不僅會引起眾怒，還會招樹強敵。商鞅迎難而上，力排眾議，推行新法，使秦國大治，秦人富強。所以，評價商君不能無視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對社會治理的功績。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五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注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恒的燈塔照亮著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并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于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復對比論證，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并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系，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論點間的關系不可謂不松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里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后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說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字的復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并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后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后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后世學子，臉上還帶著“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秘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戶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注大家的原因罷。至于中國后世如于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于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于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么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中國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于什么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后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么中國人的人權在哪里？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于人權之論，至于“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于是，我帶著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注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簽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于非黑即白的評論，仿佛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說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后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說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沖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著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范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里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里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愿意和別人交流溝通，了解別人的意圖并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注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說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于一味只想說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游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里，學術研究無異于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閑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并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溫床。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欲無求，而且忠于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注者高亨那樣贊的商鞅多么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么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貶的。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六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

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對于商鞅本人的評價，是非功過，留于后人評說吧。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七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在對于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商君對于人民的體察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于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商君的思想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暢）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城。其后民莫敢議令。

衛鞅說孝公伐魏，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發人捕商君。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九

商鞅，衛國人，本名公孫鞅。

才華出眾，恃才傲物。這便是我對商鞅的總體感覺。特別自信，就像電影里的超級反派，總有種一切盡在掌握的感覺。

太史公說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來殺身之禍。其實仔細看看，他得罪的最終害死他的，應該是太子，后來的秦國國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可那時人家潛龍在淵，等到飛龍在天的時候就回來找他翻舊賬了。

公叔痤也是個有趣的人。在位的時候沒來得及推薦公孫鞅，快死了才告訴魏惠王，這個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話說你的國君是個啥樣的人你自己個兒心里就沒點b數嗎？真以為人家來問你是真心擔心魏國的未來么？人家那是做做樣子的，畢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掛了，怎么也得來看看，不然輿論怎么說？也過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學。說明他內心深處認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對的，要么錯的，沒有差不多，無所謂之類的情況。推崇法治社會，認為人人守法，規矩天下。難到沒邊了呀。他這樣的人，遇到一個好領導，那就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當作開心。

讀書正行，讀書正言，讀書正心。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十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1、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

3、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

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十一

讀完司馬遷的《李斯列傳》久久不能釋懷，感慨頗多。李斯由一小吏到位極人臣的丞相再到身敗名裂，其中之事對我們多有借鑒。

李斯列傳開篇先介紹了李斯當郡小吏時，看的看到辦公處附近廁所里的老鼠在吃臟東西，每逢有人或狗走來時，就受驚逃跑。后來李斯又走進糧倉，看到糧倉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積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擔心人或狗驚擾。于是李斯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一個人有出息還是沒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這就是李斯的著名的“老鼠哲學”。可以說這句話到處了多少現在中國人的心聲。河北大學一起校園撞人事故帶來了一個官二代“我爸是李剛”的鏗鏘自白，這是對社會公平的公開叫板，可他卻說出了一個令人無可奈何的現實：“拼爹”時代已經到來。有網友調侃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見女友把命催，醉駕撞人咱不怕，李剛就是我老爸。”在這樣的時代，真是干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就有權力、就有財富、就可以肆意逾越人間規則。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有關統計數字顯示，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其中重點大學的比例不到兩成，農村人口卻占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可以繼承父母的財產，可以享受父母留下的龐大的人接關系網，這讓出身普通的百姓想有出頭之日是何其之難。

于是李斯像那些普通人發出了這樣的呼喊：地位卑賤，而不想著去求取功名富貴，就如同禽獸一般，只等看到現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長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強直立行走。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這句話可以說是李斯一生的核心理念。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學過道德經的人總是糾結于無為還是有為，李斯也算是給出了他自己的一個答案。處在這樣一個以金錢和成功來衡量一切的社會，如果你貧困和沒有社會地位，說話做事都沒有底氣，備受歧視。就算你能有：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境界，你能讓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被人看不起而置之不顧嗎？如果你真的那樣做了，我覺得你就算不上什么超脫之人，而只是一個消極避世的人而已。當然道家說我們不要去追尋那些身外之物，這是背離大道的。確實我們追求成功的過程中喪失了快樂，元人姬志真曾寫過一首名利與個人關系的一首詩：仆馬舟車歷艱辛，區區名利兩相關。細思本來圖安穩，卻使身心不暫閑。確實我們以為我們只要成功了就會快樂，但是事實不盡然。但是如果你處在一個較低的社會地位，連自己的基本尊嚴都維護不了，你難道會比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快樂嗎？處在一個卑賤的地位而說自己不愛那些財富和高地位，只會引起別人的嘲笑而已，只有當你擁有這些你才有資格這樣而不為人所詬病。處今日之中國，想超然世外是何其艱難。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十二

半年前在網上看到一個學者講《商君書》的，說《商君書》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讀，引起我的極大的興趣。最近在網上下載一個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確實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國強民弱，國弱民強的觀點。開始讓我很迷惑不解。

仔細想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一個國家的財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時候，民眾就拿的少一點。當民眾財務上不自由的時候，談什么理想，談什么抱負都是瞎扯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讓你一直窮下去，你就一直獨善其身。反觀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腳來投票。這個國家不想待了，我去別的國家。富人都是能力強的人，一旦他們走了，這就是《商君書》上所謂的“去強”，當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這個國家就會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統治。

《商君書》上強調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隸。看過《商君書》，你就會對中國種種的現象有很好的解釋。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十三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于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于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采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為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范思想行為，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么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

商君書讀后感（熱門14篇）篇十四

《商君列傳》是《史記》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這篇列傳，太史公主要記述了商鞅事秦變法革新、功過得失以及“卒受惡名于秦”的史實。俗話說：“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讀了《商君列傳》后，有以下幾點粗淺感受。

商鞅變法是歷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據天下大勢和秦國實際，創立了適合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鄉村合并為縣，重新劃分田塍，鼓勵開墾荒地，平衡稅賦，統一度量衡，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經濟發展。

2、嚴管理。十家編一什，五家編一伍，相互監督，連帶治罪。秦國出現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城鄉秩序穩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處罰了他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再犯，被處劓刑。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初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國家機器更加健全，推進了中央集權制。

4、興教化。要求男子長大后，父子要分開，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確尊卑爵位等級，按等級占有土地、房產。

5、重農業。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

6、獎軍功。有軍功的顯赫榮耀。人民勇于為國戰斗，不敢為私爭斗，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斗力，為秦國實現稱霸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使秦國民富國強之功難沒，但最終卻落得個車裂族亡的悲慘結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用刑過度。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法律的責任。如果法律違背人性，濫用酷刑，無視百姓切身利益，就不會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遵從。商鞅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王霸諸侯，至于百姓權益、尊嚴則很少顧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讓親人、鄰里之間沒有安全感；獎軍功，“民勇公戰”，把人培養成了戰爭機器；對百姓有議論新法的，“盡遷之于邊城”。

2、不聽進諫。

趙良對商鞅說，聽得進反面意見是聰，能正視缺點是明，能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是強。還說，一千個人唯唯諾諾贊同，不如一個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對意見。這番話商鞅還算聽得進，認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希望趙良“終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藥”。而趙良勸商鞅，鑒于朝野積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國封地，到偏遠的地方澆園耕種，“可以少安”。但商鞅認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勛卓著，沒有誰能撼得動，因而沒有服用趙良的“藥”。

趙良勸商鞅學五羖大夫，勞累了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撐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廉潔自律、勤政愛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還要貪圖商於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政教為榮寵，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駕崩，“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對趙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聽”。

3、重刑罰、輕德政。

商君治理國家傾向于刑罰，過度使用嚴刑、酷刑，這不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從法令，還容易引起民憤，造成積怨。應當是德政教化，刑法約束，標本兼治，相輔相成，才能夯實治國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監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執法，而且拒絕接受監督。他持才傲物，自詡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認為“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在沒有與大臣形成共識，沒有征求公眾意見，只憑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以殺雞儆猴。公子虔復犯新法，即被處以劓刑，“使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本來，評論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監督。可商鞅聽不進反面意見，對評論者無情打擊，“其后民莫敢議令”。

5、自身腐敗。

腐敗是最不得人心的詬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損耗國家資財，引來眾多非議。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調稱君，“南面而稱寡人”，更是不講規矩；一旦出行，后邊跟著數十輛車，車上都是穿著鎧甲的衛士，身強力壯的人作貼身警衛，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興師動眾，作威作福，好不氣派。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商鞅有缺點也是難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總會觸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貴族們既得利益后，不僅會引起眾怒，還會招樹強敵。商鞅迎難而上，力排眾議，推行新法，使秦國大治，秦人富強。所以，評價商君不能無視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對社會治理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