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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發展的論文題目篇一
中國行政管理2015年05期
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以來,過去單位組織中分解出來的社會功能逐漸向社區轉移,使得社區這個原本無實質組織意義的居住單位,逐漸突破了社會求助的范疇,并轉化為服務于全體居民的地域單元。社區減弱了行政性、單位性,正在形成社區居民新的利益整合點和組織層面,并產生出大量具有中介性質的社區非營利組織。然而,眾多內生于社區的自發性草根組織在承擔政府的公共服務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規模過小和資質不足的問題。如何找到社區社會組織提供社區公共服務的邊際效益和邊際成本的均衡點,需要深入研究政府和社區社會組織之間互動所形成的治理邏輯與結構。
一、社區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非規模化與規范化悖論
在社區范圍內,居民的需求是多樣化的、瑣碎的、不確定的,因此居民所要求提供的服務也是千差萬別的,這使得政府整齊劃一的制度無法滿足社區多樣化需求,而提供這些與居民息息相關的服務正能體現社區組織的價值。所以,政府在行政事務域中無法用制度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通過社區自主性和彈性的服務來彌補。與此相應,社區需求會刺激社會分工從而內生出非規模化的公共服務體系,這些體系融合于不同的社區內部的單元之內,這些單元是自生的,帶有明顯的自治性色彩,所以,社區工作不能單一運用強制性的行政方法,社區矛盾必須用自身的方法解決。
政府購買社區服務項目主要是在自主性的空間中,面對瑣碎的、差異性的需求。在這一過程中,社區發現需求,尋找激活資源,而政府是資源提供的一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購買服務,提供服務的成本。以需求為導向,以項目為載體的服務供給模式使得社區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成為可能,為社區社會組織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機會,為社會服務性組織發育提供了可能途徑。在這里,政府不是延續家長式的管理,而是在公共服務領域為非政府的解決方案創造條件。這種服務供給模式,是多元主體代替單一主體的一個突破,也是多元參與合作治理的重要內容。政府購買服務以項目制為主要形式,其核心是要形成社區需求驅動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體制,從而改變政府向社區投入資源的決策方式。自在自為的社區空間所形成的需求為導向及項目為載體的服務供給模式(如圖1)的展開理論上會走向社區自治和社區服務要素的互動的社區發展方向。
圖1社區公共服務供給需求導向模型
然而,以需求為導向的社區項目完成模式必須以契約為中介,必然會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這里指訂立和實施作為交易基礎的合同所需要的成本,包括經濟活動能獲得貿易收益的政治和經濟組織的成本。[1]威廉姆森認為契約交易費用的多寡取決于三個方面:(1)完成交易所需要特殊投資的專門化程度;(2)經濟活動中交易的頻次;(3)確定性的程度。[2]在公私合作的伙伴關系中,社區社會組織并不具備下政府合作的常規條件,非規模化的社區社會組織處于社會組織及社會層次的最低端,在實際操作中,結構缺項、功能失調最為明顯。盡管社區社會組織可以滿足社區微型及異質社會服務需求,但除少數非企業單位外,大多數社區社會組織達不到民政注冊的正式要求,社區社會組織的非規模化會導致這種組織行動的法人資質不充分,加上眾多的數量和類型,使得監管和評估無從著手。
社區社會組織的微型化、草根化取決于社區公共服務的客觀需求,而社區社會組織難以規范化的根本原因則在于社區社會組織規模小,資質不夠卻又在社區或街道備案得到活動的合法性,進而形成了不清晰的責任主體。如果責任主體和責任關系在公共服務的供應環節中缺失,都會導致公共服務的阻塞。而責任關系又分長期責任和短期責任兩種。短期責任是公民和客戶在交易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服務要求。而長期責任則體現為一種控制機制,這種機制是通過表達權和契約來實現的。政策制定者和機制服務聯系的要素是契約。[3]然而,草根性的社區社會組織由于功能缺失一方面不能影響政府的政策定位,另一方面又無力對社區居民負充分責任。
二、社區社會組織生產公共服務的整合邏輯及整合主體選擇
圖2社區社會組織公共服務供給與生產的二次分工模型
政府退出社區為社區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提供了空間,并一定程度節約人力、財力資源,但一個新問題隨之出現,政府出于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考慮,必須強化樞紐性組織的法人地位、專業程度以及其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證其自愿承擔政府的部分功能。基于此,政府有兩個備選方案:一是積極建構一個專門性組織代理政府處理相關事務;二是讓居委會承擔整合社區社會組織的責任。前一個方案較多出現于經濟與社會較為發達的城市社區,后一方案具有普遍性。但無論那一個方案,按二次分工模型來分析,并不能形成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因為前一個方案組織是半社會化,后一個組織是半官僚化,都不利于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產權明晰化。而要真正實現產權的明晰化,關鍵是做到公共服務供給與生產的分離,而兩者分離的性質與水平則取決于取決于“委托―代理”的方式和性質。
盡管國家法律明確界定了社區居委會為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居委會在社區的治理實踐中卻承擔了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工作,其范圍涉及家庭婚姻、收費收款、治安治理、計劃生育、社會保障、宣傳教育、社會救濟、環境衛生、文明達標、就業服務、取證蓋章、流動人口管理、以及各類檢查評比。居委會這種應然角色和實然角色的沖突源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也意味社區居委會很難在公共服務供給和生產過程中形成與政府的平等主體地位。在這種治理結構之下,對政府來說,邏輯的選擇是強化利益關聯來強化居委會對上負責。《居委會組法》明確地將居委會的工作性質、工作目的和任務、辦公經費、資金來源及社區工作人員工資賦予了較為強烈的行政特征。另一方面則是通過黨組織在社區中的作用以及黨政之間難分彼此緊密關系來強化居委會和政府行為的一致性。由此可見,居委會與政府之間建構了一種事實上的上令下行的半官僚化關系,這種關系有利于政策的貫徹,但不利于建構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契約性合同關系,因為居委會的政治性身份使得其與政府間公共服務生產和供給的交易過程無法實現產權的明晰化,而不能成為有效率的供方。
當前,由于政府財力不足,居委會代替政府來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建設具有普遍性,但只是一種權宜的做法,從長遠來看并不符合公共部分的改革要求。通常,公共部門的改革有兩個互相沖突的目標:改進結果或節約成本。如果政府的目標是前者,最優的選擇是引進新的制度、技術和項目;如果目標是后者,縮減則是迫不得己的選擇。[8]縮減是政府的改革的一個趨勢,但并不是確定不移的,是要好的結果還是要縮減要視國家的總體需要而定。目前國家的行動的總體目標是要從追求經濟增長轉向社會公平以謀求民生幸福與社會和諧,那么,社區公共服務的供給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以有效性為基本目的。因而,在培育社區社會組織方面,在較為低效的社區居委會之外尋找更為專業化的供給組織必然是題中之議。但問題在于,這種專門性組織首先由政府自上而下建構,其人力和物質資源來自于政府,這使得政府與這種專門性組織的關系落入政府與居委會的雷同關系。要避免這種情形,關鍵是要以承包合同取代等級制度,才能形成一種平等的競爭以提高服務效率態勢。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必須為其物品和服務不停地刺激和模擬競爭。[9]這一關系的實質是要形成政府與一些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的合同治理關系。與從政策到產品的權力鏈條不同,承包合同是一個能分離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產出的談判性文件。[10]這意味著公共服務供給可以通過合同來實現執行權力和責任的移交。合同的可以使得合同雙方平等地約定雙方責任、義務和權利以減少機會主義。[11]另一方面,這種專業化的供給組織又體現為功能性群體,它與生活社會相對應表現為人類組織的基礎性。在市場的作用下,基礎性社會出現了衰退的趨勢,為社會整合的需求,功能性組織必須得到發展。[12]因而,為彌補國家體制在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中的非競爭性缺陷,國家必須在體制外發展社會整合所需要的專門性組織。
三、體制外樞紐性組織的發生邏輯及社區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結構
隨著體制外整合性組織的出現,社區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關系,社區居委會作為行政事務主體從社區公共事務中剝離出來,社區公共服務的治理結構所呈現出來的主體關系主要發生于政府、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一般性社區社會組織以及社區服務消費者之間。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承擔了多層次、多類別、多數量、微型規模的一般性社區社會組織的組織、評估、監管與孵化事務。這種整合性社區社會組織的存在,解決了政府在預算約束下監管能力不足的困境,但這種樞紐性組織一方面并不是社區居民直接需求之下市場內生的產物,另一方面,社區社會組織盡管為非營利組織,并非典型的市場交易,但并不是沒有交易費用,事實上,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市場利用費用、企業內部命令傳遞費用、政治實體制度結構運作與調整相關的費用。[13]國內的實踐中實際存在著廣泛的產權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組織交往運作成本、各種風險成本以及監督成本等。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體現為產權交易、信息共享和監督規范平臺,這一析出的專業化分工能克服政府監管社區自主域空間的不便,減少其它社區社會組織完成社區公共服務費用,然而,這種自上而下建立的樞紐型社區社會組織作為整合平臺,并利用信息技術實行網格化管理,但由此會出現社區公共服務供給和生產的進一步分離,分工鏈條加長,會產生新的經濟外部性,與預算約束形成緊張關系。同時,官辦組織會模糊產權,降低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給效能,這意味著,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是否能節約成本并提高效率是有前提條件的,其有效性取決于專業化與分工節約的費用與帶來費用的比較。
社區社會組織的非規模化約束使得社區社會組織的在社區公共服務生產和供給過程中的整合不可避免,這盡管包含了政府的理性選擇,但也體現了社區的需求導向。整合提高了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樞紐性整合平臺是市場和社區需求導向下的專業化產物,但如果不能克服專業化所帶來的成本壓力,就不能化解社區社會組織公共服務供給與生產過程中的非規模化與規范化悖論。因此,樞紐性組織作為作為一種專業化形式雖然使得政府購買一般性社區社會組織的服務成為可能并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但這并不是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存在的充分條件,當我們認為社區公共服務的實現過程仍然存在交易行為時,它的充分條件在于其在實踐中的交易效率。
樞紐性社區組織的交易效率理解為分工專業化帶來的收益與交易費用之比,其中專業化收益包括原先生產費用的節約和交易過程中的收益。因此亦可以表述為當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出現時,在其帶來收益給定的情況下,分工最終能否實現關鍵在于交易費用。當樞紐性組織的作為社區社會組織中新析出的專業化組織,其最大的優勢不僅在于其信息集散功能,還在于其具有統籌功能,可以將原先相互分割的局部性需求將逐步發展成一體化的市場,從而節省交易費用,否則,當交易效率太低,即專業化帶來的收益小于交易費用時,人們就會選擇退回到專業化以前的水平。這就是說,如果樞紐性組織的的效率不高,人們寧愿放棄新的專門化組織所帶來的好處,回到原先各社區社會組織的分割狀態,也不愿承擔新的專門組織出現所帶來的費用。這也意味著即使社區的需求規模能提供更優的專業化水平的費用,也會由于新的樞紐性組織的效率太低而不會出現,因而會出現內在的供給不足。
當樞紐性組織的交易效率提高到即專業化帶來的收益超過交易費用時,人們就會選擇新的分工方式,供給就會增加,因此交易效率實際上是為專業化的存在提供了一種主觀可能性,形成了內在的供給推動力。所以當這種客觀可能性與主觀可能性相一致即外在需求與內在供給相統一時,就會形成新的交易效率均衡點,新的專業化分工方式就會出現。然而,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要提高效率存在三個約束性條件:其一,社區公共服務范圍狹小,加上其非營利性質,使得其缺乏市場驅動因素,所以要提高其效率,并保證其服務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就要改變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的問責主體;其二,樞紐性社區社會組織的部分經費來源于政府,易受政府的強勢約束,而成為實際對上負責的官僚體制的一部分,使其服務行為難以與社區公共服務的需求導向原則相一致;其三,公共物品具有很強的資產專有性,客觀上決定了經濟市場上難以存在大量提供此類產品的經濟主體,無疑又降低了市場競爭的程度。
在克服資產專用型約束方面,存在三種基本途徑加以解決:一是將其納入到層級組織體系內;二是完全放棄契約;三是制定專門的契約規則。[14]由于公共服務中存在著很強的資產專用性,為了防治契約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就需要制定非標準契約進行防范,私有機構往往要求簽訂長期契約,彌補資產專用性的缺陷,使政府與提供公共服務的私有機構之間形成雙向依賴關系。由于資產專用性的影響,提供公共服務的私有機構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動機,尋求從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中獲取最大的利益,而信息不對稱的局面使政府往往缺乏相關的信息,難以有效地約束私有機構的機會主義行為,導致公共服務的成本提高。
社會組織發展的論文題目篇二
本文針對-中國旅游非均衡發展進行分析,依據多個省份的旅游狀態,從而分析旅游空間發展的非均衡特性。
1.1全國及三大區域的旅游空間發展非均衡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結合基尼系數的計算來看,全國以及三大區域的旅游發展空間非均衡性數值如下表1所示。根據圖表可知,相比與西部的地區來說,全國以及中東部地區在非均衡性方面都相應的在逐漸降低,也就是此地區的旅游業發展差異正在縮小,但對于西部地區來說,非均衡性發展正在處于上升和下降相互交替變化的狀態,當中,基尼系數最小的地區則是中部地區,也就表明了中部地區在旅游發展空間非均衡性方面相對較低。
其次,三大區域的空間分布的基尼系數業正在逐漸下降,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為-11.17%,而組內的基尼系數增長率也為-8.83%,也就說明了組間差異的變小是我國旅游發展空間非均衡性下降的關鍵因素,通過表1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國旅游發展空間非均衡的來源主要就是組間差異。而三大區域剩余項的貢獻值正在進一步的提升,在開始其就以超出了組間差異的貢獻值,也就說明了旅游發展區域之間差異正在縮小,表明了極化現象有可能會出現減弱的現象。
1.2八大區域旅游發展空間的非均衡分析
八大區域的空間分布總體的基尼系數分析如表2所示。
總的來看,相比于北部沿海地區之外,其它地區的基尼系數在分布上都比較接近于低水平,平均值會保持在0.1-0.2之間,表明了上述地區旅游空間發展非均衡程度的整體水平相對較低。從表2我們不難看出,八大區域的組內和組間基尼系數都相對呈降低走勢,特別是組間基數最為明顯,組內和組間的基尼系數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3.91%和-4.99%,明顯看出組間要大于組內,看其二者的貢獻值也可以了解到組間差異是旅游發展空間非均衡的主要來源,而組內對其的影響則相對較小。而剩余項則在下降和上升間來回徘徊,也體現了八大區域間有著極化和聚合交替的狀態,總的來說,八大區域間的狀態主要以聚合為主,而且有極化現象伴隨。
2我國旅游發展空間極化程度的分析與研究
2.1三大區域旅游發展空間的極化測度
依據標準化常數和敏感性參數的定義來分析,其設置方式主要有兩種,因此這也為三類極化的取值規定了相應的范圍,要在0-1之間,把三類中的最小一組的取值當作標準組,取值大的一組當作參考組,為簡便分析,我們將標準組當作我國極化的分析依據,根據分析可知,三大區域的極化指數一度呈下滑狀態,僅從和的對比來說,就下降了大部分,也說明了我國旅游空間極化正在明顯下降,趨于均衡發展。
2.2八大區域旅游發展空間的極化測度
與標準組分析結果相聯系,與八大區域的剩余項的變化情況相結合,可以分析出八大區域的指數值在上升和下降之間來回徘徊,也就說明了其極化狀態在增強和減弱間轉換,整體來看趨于減弱狀態,主要體現是三類極化指數的下降,而其組間的'基尼系數是-0.0114,也就表明其空間極化的下降狀態要低于組間非均衡。
結束語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一方面雖然在近期研究過程中都比較支持我國旅游發展非均衡性呈下降趨勢發展,也認可造成其非均衡發展的主導因素是組間差距,但都忽視了其余項對非均衡性的影響。依據對基尼系數的測算我們可以了解到,不論是在全國還是在某些區域的內部,我國旅游發展空間在整體上來講區域下降的狀態,也就是趨向于均衡性方面發展。而后是組間差異也正趨于縮小狀態,對與分組樣本基尼系數的分析,除了西南和東北地區,其它區域乃至全國都在向“俱樂部”收斂,也同樣的說明了我國旅游的空間非均衡行正在逐漸下降。
另一方面,本文在對空間極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我國旅游發展的三種空間極化指數的測算結果顯示,三大空間的極化程度正在呈減弱趨勢,但八大區域的極化程度卻在增強與減弱之間徘徊,另外,了解樣本近期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兩者在極化方面都趨于增強,但在整體上來看依然處于減弱狀態,主要就是因為組間差距與組內認同度所影響的。另外,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落實,也加大了旅游產業的發展,使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為了可以更好的管控好旅游空間發展的均衡性,首先要做的就是注重對東北以及西南地區差異的縮小,只有緩解旅游發展的極化現象,有針對性的予以支持和扶持,才可以使我國的旅游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進一步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
社會組織發展的論文題目篇三
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包括初級培訓和升級培訓。初級培訓是指導員的崗前培訓。本調查所指的培訓主要是指升級培訓。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的更新速度日漸加快。人民大眾對指導員的指導工作更是追求高質量、高水平。因此,社會體育指導員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及時地參加培訓工作就很重要。我國城市社區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所持態度由調查可知,在調查的60人中,有52人認為有必要,占86.7%,6人認為沒有必要占總數的10.0%,選擇其他的2人,占3.3%。數據表明,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持非常支持的態度,有必要進行培訓,取得高級技術等級,拓寬自己的知識視野和提高專業知識技能,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二、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參與培訓支付費用的情況
對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調查中,有76.0%的調查對象選擇了參加培訓是體育主管部門支付培訓費用,說明我國體育主管部門貫徹執行了義務培訓的要求,承擔起了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義務培訓的職責。
三、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內容的看法
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大綱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內容作了具體的要求。三級、二級、一級、國家級各個內容的比例及學時有所不同。內容都包括工作規范、基本知識、健身指導、組織管理自設教材內容。其中工作規范、基本知識、組織管理均為理論培訓的內容。健身指導中含有一定學時的技能培訓內容。從各個內容的比例來看,各個技術等級的.培訓內容理論學時所占的比例較大,技能培訓學時所占的比例較小。以大綱的要求及目前遼西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內容的現狀,對60名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內容的看法中,有34.6%的調查對象認為大綱規定的各部分培訓內容比例合理,增加理論學時數的0人,有65.4%的調查對象認為應該增加技能學習的學時數。可見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技能培訓要求比較強烈。分析原因,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中,二級和三級的比例較大,青年人居多,都想在技能上有所提高,以滿足晉級和高質量指導需求人群的需要。
四、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方式的態度
為了解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方式的看法,對其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認為合適的20人,比較合適的29人,一般7人,三者共占93.3%。表明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方式持肯定的態度,僅有4人持否定的態度,認為不合適,主要是因為集中培訓的時間與自己工作的時間互相沖突,單位又無相關的支持政策,單位領導不給假,參加集中培訓受到限制。
五、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考核內容的看法
為了解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考核內容情況,以“你參加的社會體育指導員考核的內容情況”為題,對60名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有61.7%的調查者回答的是考核的理論知識,選擇考核理論和技能的只有38.3%。表明對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考核內容單一,多為理論考核。應考慮體育項目學習示范性的特點,將技能的學習情況作為培訓評價的內容之一。引導社會體育指導員把提高自身的運動技能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通過調查表明,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考核均為理論考核,考核中無技能考核。游泳是在水中進行的項目,其運動環境比較特殊,決定了游泳學習中技能示范的重要性,只有游泳的動作方法理論而無動作示范,很難學會。在培訓的過程中,集中面授的理論知識太多,學時較短,學員未能充分地領會,為了應付考試只能被迫學習,學習成效不高。
六、結論
1.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培訓的態度較為積極,但受培訓經費的限制,培訓效果較差。
2.從各個內容的比例來看,各個技術等級的培訓內容理論學時所占的比例較大,技能培訓學時所占的比例較小。
3.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對技能培訓要求比較強烈。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中,二級和三級的比例較大,青年人居多,都想在技能上有所提高,以滿足晉級和高質量指導需求人群的需要。
4.培訓考核內容單一,培訓效果較差。
參考文獻:
[1]曾超凡.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養現狀及其市場需求的調查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
社會組織發展的論文題目篇四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尤其是二、三線城市的文化產業剛剛開始發展,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文章就試圖來總結二、三線城市文化產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以及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的建議。文章以期為城市文化產業研究者或者政府相關部門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建議。
[關鍵詞]文化產業;問題;建議
1二、三線城市文化產業發展遇到的主要問題
1.1產業規模與影響力還不夠
我國文化產業較發達的地區目前仍集中于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的文化產業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規模仍然有限。文化產業的相關企業數量有限,規模不大,對老百姓的影響力不足。在二、三線城市中,仍然是以傳統的工商業為主的經濟模式,或是以資源為主的,或是以制造業等為主的。在二、三線城市中,越來越多的綜合類實體書店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各類考試書店。在這些城市中也不會有太多的或者有絕對統治力的媒體企業,往往只是體制內的電視臺和報社,沒有形成對當地文化產業有引導作用的企業。
1.2產業品牌開發有限
產業品牌開發有限,這是幾乎所有二、三線城市文化產業的通病。很多地方政府品牌意識不強,坐擁很多文化資源卻不懂盡力開發利用。有的城市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吸引著眾多的國內外游客來參觀和欣賞。但是政府的相關部門卻沒有品牌意識,去把當地文化產業做成品牌,而是靠著口口相傳的傳統傳播模式去宣傳。有的城市有著諸多知名的小吃,卻不懂開發利用和注冊品牌,于是我們會看到很多因商標和品牌而訴諸法律的新聞。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城市充分利用自己擁有的優勢,把產業做成規模、做成品牌。但是,更多的城市看到的只是當前的利益,能夠消化一部分勞動力和增加一些財務的稅收。
1.3文化產業資金投入不足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文化產業也不例外,因此,資金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強大動力。為了將歷史文化資源和現代創意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在很多發達國家,許多文化企業借助資本市場,進行資本的快速融資,吸引眾多的企業對文化企業進行投資,從而實現文化企業產業化。目前,我國二、三線城市的文化產業發展情況不同,所處環境也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需要大量的資金的支持。但是,文化產業往往產出效益就慢,各地方政府對此的扶持力度有限,尤其是在資金上。在大城市中,文化產業的收益較快,也較容易受到投資方的關注,資金的需求也較易滿足。但是在二、三線城市中,文化產業吸引資金的能力有限,投資人不愿意把資金投在這種回收速度慢的項目上,政府資金又十分有限。
1.4文化產業缺乏創意
創意是對文化產品的價值進行轉化和增值的過程,它有利于文化產業的產業化,是文化產業經濟增長的源泉。一個城市一般都具備多樣化的文化基礎。而多樣化的文化需要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必須具有多樣化的創意。可以這樣認為,一個好的文化創意項目可以給一個城市的經濟、文化、環境等多方面帶來巨大的活力。很多二、三線城市的文化產業往往缺乏創意,一味地模仿其他城市的`文化產業項目。有的城市甚至連模仿都不會,每年都是在不斷地重復。再好的資源,再好的項目,沒有創意的話,就會失去它的活力,就會影響它的生命力。例如,有的城市的車展就是純粹的模仿一線城市的車展,也試圖把車和車模作為噱頭,卻不會把當地的特色引入車展中。有的城市紛紛上馬文化產業園,卻不考慮當地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應該把這個產業園做多大。于是,很多文化產業園上馬得快,下馬得也快,往往造成了資源浪費、資金浪費。
社會組織發展的論文題目篇五
社會體育指導員作為社會體育的組織者、指導者、傳播者,在社會體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隨著健身人數、人們從事鍛煉的體育項目逐漸增多,社會體育指導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數量、專業等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的現象,制約了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對我國城市社區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現狀進行研究,以期了解我國游泳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現狀,為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建設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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