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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篇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黨參與或領導了四大戰(zhàn)爭，即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順應全國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樹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幟，把全國人民緊密地聚集在這一旗幟之下。黨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者，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捍衛(wèi)者。黨積極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偉大的土地革命斗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總結千百萬群眾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在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風暴;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黨領導全國人民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把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為民族爭獨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奮戰(zhàn)，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之后，經過延安整風洗禮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4年奮戰(zhàn)，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起了新中國。至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最終勝利。
黨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紀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強的操縱下，封建軍閥割據、混戰(zhàn)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強，鏟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和歷史任務的要求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提出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之后，黨集中力量組織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漢鐵路罷工遭到血腥鎮(zhèn)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黨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雖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經過綜合分析后，黨決定首先應爭取同國民黨進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此實現國共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史稱“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農運動蓬勃發(fā)展，北伐戰(zhàn)爭取得勝利。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來了。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廣泛傳播著。然而，伴隨著革命運動迅速發(fā)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次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黨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這次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卻沒有對武漢國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確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wèi)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宣布同共產黨決裂，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革命遂告失敗。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地為革命而斗爭。“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這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黨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為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黨”大屠殺，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黨走上了大規(guī)模武裝起義之路，建立并發(fā)展了紅色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qū)域的建立和發(fā)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黨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著重闡述了黨必須依靠農民和掌握槍桿子的思想。后來總結這段歷史時，他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訓和對中國革命的正確認識，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發(fā)動和領導武裝起義。南昌起義與之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作為這段時期百余次大小起義中最為重要的三次起義，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影響力，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與此同時，在秋收起義進軍長沙失利后，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引兵井岡。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局面，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黨的六大，決定繼續(xù)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同時也肯定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發(fā)展基礎和重要力量。此次大會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zhàn)中勝出，11月便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了第一次大“圍剿”。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圍剿”與反“圍剿”成為國共雙方軍隊的主要斗爭形式。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黨領導建立的中央蘇區(qū)先后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是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下，黨內的“左”傾錯誤又逐漸發(fā)展起來。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領導人堅持“左”傾錯誤，拒不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建議，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勝利地結束了長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緊侵略中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擴大到全國。黨之所以能夠號召大量群眾參與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為黨不僅積累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把握住了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黨是以國家大局、民族大義作為出發(fā)點的。
在此局勢下，國民黨內部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自此以后，內戰(zhàn)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黨終于擺脫了內戰(zhàn)的阻礙，開始全力投入一致對外的抗日戰(zhàn)爭上。
“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革命道路雖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努力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從思想上武裝了共產黨人，使他們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至18世紀歐美國家發(fā)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篇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黨參與或領導了四大戰(zhàn)爭，即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順應全國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樹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幟，把全國人民緊密地聚集在這一旗幟之下。黨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者，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捍衛(wèi)者。黨積極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偉大的土地革命斗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總結千百萬群眾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在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風暴；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黨領導全國人民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把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為民族爭獨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奮戰(zhàn)，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之后，經過延安整風洗禮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4年奮戰(zhàn)，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起了新中國。至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最終勝利。
19世紀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強的操縱下，封建軍閥割據、混戰(zhàn)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強，鏟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和歷史任務的要求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提出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之后，黨集中力量組織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漢鐵路罷工遭到血腥鎮(zhèn)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黨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雖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經過綜合分析后，黨決定首先應爭取同國民黨進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此實現國共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史稱“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農運動蓬勃發(fā)展，北伐戰(zhàn)爭取得勝利。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來了。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廣泛傳播著。然而，伴隨著革命運動迅速發(fā)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次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黨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這次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卻沒有對武漢國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確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wèi)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宣布同共產黨決裂，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革命遂告失敗。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地為革命而斗爭。“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這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為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黨”大屠殺，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黨走上了大規(guī)模武裝起義之路，建立并發(fā)展了紅色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qū)域的建立和發(fā)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黨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著重闡述了黨必須依靠農民和掌握槍桿子的思想。后來總結這段歷史時，他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訓和對中國革命的正確認識，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發(fā)動和領導武裝起義。南昌起義與之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作為這段時期百余次大小起義中最為重要的三次起義，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影響力，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與此同時，在秋收起義進軍長沙失利后，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引兵井岡。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局面，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黨的六大，決定繼續(xù)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同時也肯定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發(fā)展基礎和重要力量。此次大會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zhàn)中勝出，11月便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了第一次大“圍剿”。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圍剿”與反“圍剿”成為國共雙方軍隊的主要斗爭形式。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黨領導建立的中央蘇區(qū)先后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是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下，黨內的“左”傾錯誤又逐漸發(fā)展起來。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領導人堅持“左”傾錯誤，拒不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建議，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勝利地結束了長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緊侵略中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擴大到全國。黨之所以能夠號召大量群眾參與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為黨不僅積累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把握住了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黨是以國家大局、民族大義作為出發(fā)點的。
在此局勢下，國民黨內部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自此以后，內戰(zhàn)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黨終于擺脫了內戰(zhàn)的阻礙，開始全力投入一致對外的抗日戰(zhàn)爭上。
“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革命道路雖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努力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從思想上武裝了共產黨人，使他們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三
今年以來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重大意義，深刻闡明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要求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tài)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yōu)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通過深入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圍繞新民主主義時期歷史，結合工作實際，我談幾點體會。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唐太宗李世民曾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黨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領路人。回首過往奮斗，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是一部不懈奮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設史，我們黨矢志踐行初心使命、隼路襤褸奠基立業(yè)、創(chuàng)造輝煌開辟未來，帶領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沐浴世紀春風，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創(chuàng)新相統一。展望美好明天，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堅持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yōu)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chuàng)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要堅持從黨的非凡歷程中感悟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特別是要結合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發(fā)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深刻學習領會新時代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堅持不懈用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黨的百年歷史，就是共產黨人真抓實干、務實為民的歷史。無論是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還是戰(zhàn)洪水、抗地震、控疫情，我們黨一路攻堅克難，一心為民造福。正因為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不斷解決好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我們黨才能始終贏得人民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帶領人民創(chuàng)造一個又一個奇跡。在工作中要始終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牢牢掌握工作主動權，確保各項工作推進有序。
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重大戰(zhàn)略部署和政法重點工作，以規(guī)范黨組織建設為抓手，落實黨建工作責任，不斷增強黨支部凝聚力。
堅持每月召開支部委員會，制定理論學習月計劃，不斷夯實責任，完善機制強化保障，進一步轉變干部作風，提升黨建工作水平。
。采取集中學習和個人自學相結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周一集中學習、黨員大會等機會，組織黨員干部開展多形式、多樣化的黨史學習。充分利用各種載體，組織廣大黨員干部及時跟進學、全面系統學、深入細致學。
。堅決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制，認真履行“一崗雙責”；始終以黨章黨紀黨規(guī)為約束，保持清正廉潔，堅決不踩紅線、不觸底線。
堅持以平安建設為抓手，著力推進“三零”單位創(chuàng)建和信訪工作“控新治舊”行動，落小單元、壓實責任、前移關口、工作下沉，穩(wěn)步推進新時代社會治理工作。
要充分發(fā)揮網格員、群防群治隊伍的能動作用，及時掌握苗頭性、預警性信息，加強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和風險隱患排查整治，把矛盾糾紛、風險隱患、突出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要以高標準做好基礎檔案資料歸檔整理，以硬舉措抓好矛盾糾紛排查化解、風險隱患排查整治、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疫情防控、宣傳教育等工作，引領全縣“三零”單位創(chuàng)建工作縱深推進。
。要加強網絡情報信息搜集工作，嚴密防范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各類滲透破壞活動，堅決防范“顏色革命”、宗教滲透等重大風險隱患。要加強巡查監(jiān)管工作，對重點場所進行巡防查控，對全縣宗教活動場所和人員進行現場走訪和電話溝通，杜絕非法聚會，嚴防境外宗教組織滲透到我縣。要加強宣傳工作，堅持把宣傳教育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常抓不懈，積極開展法治宣傳、保密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保密意識和守法意識，增強守法遵法的自覺性。
（“三是”審核受限，整體刪除。）
堅持問題導向、效果導向，不斷端正執(zhí)法司法理念、改進執(zhí)法司法作風，全面提升執(zhí)法司法質效和公信力，持續(xù)推動各項工作向縱深發(fā)展，進一步促進司法公正。
作為一個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非常注重自身建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雖未明確提出“從嚴治黨”概念，但已經開始了從嚴治黨的豐富實踐和艱辛探索，從中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這次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是我們政法戰(zhàn)線全面從嚴管黨治警的重要工作舉措。（略600字）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通過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深入學習了黨的百年光輝歷程，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今后的工作中，將進一步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進一步增強學習的鉆勁、擔當的干勁、工作的闖勁，腳踏實地、艱苦奮斗、苦干實干，扎扎實實做好維護全縣政治安全、社會穩(wěn)定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各項工作，為推進全縣高質量轉型發(fā)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四
根據學院黨史學習教育安排，今天的集中學習研討會，本人重點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作如下發(fā)言：
近期，本人認真學習了《中國共產黨簡史》《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等書本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關內容。深刻體會到：在近代中國遭受外敵入侵、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結束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向往和平、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解放，始終是全國人民的偉大夢想。為此，中國人民開始了漫長的道路探索。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fā)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zhàn)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隨著帝國主義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由自在階級轉變?yōu)樽詾榈碾A級。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步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近代中國革命以五四運動為開端，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fā)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不容易的，走過的路程更是艱辛的，在共產黨成立之初，中華大地千瘡百孔，滿目蒼痍，餓殍滿地，內有軍閥連連混戰(zhàn)，外有帝國主義炮火轟打，但是，為了解民眾于倒懸的黨的創(chuàng)始人們，偉大的革命先烈們，頂住了重重壓力，于1927年創(chuàng)立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是中國近代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人民有了燈塔。
但是，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大革命即將取得勝利時，蔣介石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為了挽救黨和人民，中國共產黨打響了“八一”南昌起義第一槍，我們有了自己的軍隊，我們用正義的武裝去對付蔣介石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武裝，而毛澤東創(chuàng)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提出了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的主張。并在實踐中取得了成果。
通過學習我們黨100余年的光輝歷程，重溫我們黨從成立以來，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建立不朽的功勛。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發(fā)展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學習黨史使我明白當前我們的任務是擁黨、立志、向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我們應當擁護黨，努力學習、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yè)而奮斗，與一切反黨反人民的行為做斗爭。在高度文明的現代社會，一切都在迅速發(fā)展，我們青年人必須樹立正確的科學的奮斗目標，并為實現目標而積極努力。作為新時期的青年，我們應當肩負起建設祖國、保衛(wèi)祖國的重任，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過硬的本領，同時要有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認識。我們平時不僅要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而且要加強身體素質的鍛煉，使自己成為一個文武兼?zhèn)渲拧Ｍ瑫r，我們應該積極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社會注意榮辱觀，用先進的理論和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也必須堅持，認真學習，善于運用鄧小平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堅決貫徹執(zhí)行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嚴守黨紀國法，堅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另外，我們還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不斷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自己的錯誤，端正自己的行為，明確自己的目標。最后，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將我們的社會建設成為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心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五
這次主題教育，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重要內容，我理解，其核心要義就是通過重溫中國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我們黨98年的奮斗史、新中國70年的發(fā)展史，在了解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中，傳承紅色基因、牢記初心本色，不斷強化憂黨之心、為黨之責、強黨之志，不斷增強堅守初心、履行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下面，結合學習思考，談幾點認識和體會。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8周年，各級黨組織都正在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學習和重溫黨的歷史。***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歷史是黨的根、黨的魂，學好黨的歷史，我們才能知史愛黨、知史興國，永遠跟黨走，堅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決心和信心。當前，學習黨的歷史，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好這樣幾個重大問題。
一、正確認識和把握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必要性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風雨如晦、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它一誕生就肩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兩大歷史任務。在這兩大歷史任務中，前一個歷史任務是實現后一個歷史任務的前提和基礎，后一個歷史任務是前一個歷史任務的發(fā)展趨勢和必然結果。
對辛亥革命怎么看?對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怎么看?在一個時期里，有人鼓吹所謂“告別革命”論，他們反對一切革命，認為革命在歷史上只起破壞作用，阻礙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和現代化的進程。他們的所謂論據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而搞現代化就不應該搞革命，革命要流血犧牲，就會影響發(fā)展和建設，就會耽誤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偏離“以英美為師”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歷史軌跡。
這里，實際上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怎樣看待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搞改良，改良的道路能不能走得通?革命為什么會發(fā)生?革命對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起什么作用?歷史是已經發(fā)生了的事情，歷史不可以假設，也不能任意選擇。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歷史之所以漸次出現和發(fā)生洋務運動、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是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使然。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告訴我們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那么，革命為什么會發(fā)生，它是不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呢?歷史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寧指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毫無疑問，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發(fā)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引起革命。”“沒有這些不僅不以各個集團和政黨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個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變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革命的發(fā)生要有一定的主客觀條件，不是隨意發(fā)生的。辛亥革命的發(fā)生、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fā)生都有其客觀的形勢和歷史的必然性。改良失敗了，人們就選擇了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了，人們就選擇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這就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邏輯。孫中山投身革命前，想嘗試推動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上書李鴻章，希望破滅后才組織了興中會。毛澤東早年曾呼吁用溫和的方法進行社會變革，后來他改變了想法，提出“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不可否認，革命往往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對人們和社會的沖擊和震動比較大。但是，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只有進行革命才能掃除中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障礙，為實現現代化開辟前進的道路，為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前提和條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所不懈追求的夢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得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發(fā)展中經歷的曲折和失誤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98年的光輝歷程。歷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奮斗中造就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又造就了新的歷史輝煌。98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完善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境地，不可逆轉地開啟了當代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在98年的歷史中，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的成就與進步偉大輝煌，經歷的困難與風險也世所罕見。我們黨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多次曲折，也出現過多次失誤。如何認識和看待黨的歷史上的這些曲折和失誤?由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先后是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統治下，我們黨比較弱小，黨在失敗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取得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和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所以，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兩次大的曲折和失誤爭議問題不大也不多。而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兩次大的曲折和失誤，由于我們黨成為執(zhí)政黨，是黨在全國執(zhí)政的條件下發(fā)生的，所以，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說法和看法。有的人借口這個時期黨在探索中所出現的曲折和失誤，把新中國成立后的這一段歷史說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這是不對的，因為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但另一方面，對曲折和失誤也要敢于面對，如果不正視這些錯誤，不認真地研究這些錯誤，不從錯誤中得到經驗教訓，也是完全錯誤的。正確認識和把握歷史，應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到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去分析、去評價，實事求是，既不愛揚，也不苛求。要歷史地看，全面地看，發(fā)展地看，辯證地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馬克思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才能學會走路。”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曾這樣說：“沒有一個黨是不犯錯誤的，重要的問題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取得教訓。既要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也要從別人所犯的錯誤中學習。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是更好的教科書。犯大錯誤當然是很壞的事情，但是由于在大錯誤中反映的問題往往特別深刻，這個教科書也就特別值得認真學習。錯誤能夠成為正確的先導，但不是無條件地成為正確的先導。關鍵在于要善于總結經驗。”他的論述是十分精辟和有見地的。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之后，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黨全面深刻地總結和汲取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是從這段歷史中得出了重要的歷史結論：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經濟、社會政策不行，從而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從黨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多次犯過錯誤，但它絕不忽略和掩蓋錯誤，而是敢于正視和糾正錯誤，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中國共產黨的98年，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28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29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至今已有40年。黨的三個時期的歷史，雖然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是，它們的主流和本質是一致的，主題和主線是一脈相承的。黨的歷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一個時期以來，在社會上出現了兩種做法，流行著兩種傾向性的觀點，它們把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歷史與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歷史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各執(zhí)一端，或者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來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或者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來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這種做法和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
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這個問題?***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chuàng)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來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就為我們正確認識黨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相互關系，特別是把握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歷史的關系提供了正確指導和基本遵循。
學習領會***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我以為要把握好這樣幾個問題：一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相互聯系”的，這里所說的聯系并不只是時間上的延續(xù)和順延，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務、奮斗目標基礎上的聯系，不能將這兩個歷史時期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二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有“重大區(qū)別”的，它們的重大區(qū)別在改革開放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chuàng)上、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也包括在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內外條件和實踐基礎上。前一個歷史時期沒有進行改革開放，后一個歷史時期進行了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為后一個歷史時期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后一個歷史時期是對前一個歷史時期實踐探索的堅持、完善和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個歷史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有很大差別。三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相互不能“否定”，對在前一個歷史時期中發(fā)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要徹底否定，但是，要把“文化大革命”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區(qū)分開來，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前一個范疇指的是一場政治運動，后一個范疇指的是一段內涵更豐富、范圍更廣大的歷史。
歷史不能割斷，也是割不斷的。強調兩個不能否定，就是要把這兩個歷史時期放到歷史長河中，特別是要放到黨的98年歷史中去觀察和把握。既要注重分析前一個歷史時期為后一個歷史時期提供了什么，又要注重分析后一個歷史時期從前一個歷史時期揚棄或者撥正了什么。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認識各個歷史時期在探索、開創(chuàng)、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程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珍愛歷史，捍衛(wèi)歷史，從黨的歷史的學習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而堅定不移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不斷推向前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六
按照區(qū)委統一安排，我認真進行了黨史學習，該階段重點學習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讓我深受教育、深受啟發(f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于五四運動，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fā)展和壯大，見證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對峙、斗爭，誕生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即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中熠熠生輝的一頁。習近平總書記說“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通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學習與總結，讓我對領悟黨的方針、堅定黨的信念，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我們黨一路走來，指引我們前行、上下求索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即馬克思主義真理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從嘉興南湖起航的小紅船，到領航中國行穩(wěn)致遠的巍巍巨輪，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無論處于逆境還是順境，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從未動搖，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我們黨建黨思想的核心內容，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和不斷取得新勝利的精神指引，揭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歷史必然。
回顧黨的歷史，總是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勇于推動自我革命。始終堅持真理、敢于正視問題、勇于刮骨療毒，正因如此，我們黨才能夠屢屢在危難之際絕處逢生、失誤之后撥亂反正，成為永遠打不到、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又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源源不斷地為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我們依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依然要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認識國情，更好地認識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大勢，更好地認識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更好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無數共產黨人前仆后繼、流血犧牲，靠的是什么？我想，除了向著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奮進的決心，還有一代代的共產黨員堅定地政治品格，是每一位黨員入黨宣誓時的政治承諾。正是因為千千萬萬黨員干部對黨絕對忠誠，黨才有凝聚力、戰(zhàn)斗力，才能經受住各種考驗、戰(zhàn)勝各種困難，才能不斷發(fā)展壯大。
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通過沉淀下來，以淡泊的心態(tài)進行黨史學習，讓我更加深刻地領會了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的內涵。月初，我剛剛調任？主持人大工作，作為人大主席，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在我”的歷史擔當做好新時期鄉(xiāng)鎮(zhèn)人大工作。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七
同志們：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fā)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fā)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fā)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chuàng)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fā)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fā)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fā)的。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fā)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zhàn)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fā)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zhàn)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fā)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fā)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yōu)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yè)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yè)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yè)，缺乏重工業(yè)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yōu)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fā)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chuàng)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fā)面：一是國際環(huán)境，1917年，俄國爆發(fā)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huán)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zhàn)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zhàn)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發(fā)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及歐戰(zhàn)結束后的外資企業(yè)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yè)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tài)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fā)與發(fā)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fā)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zhèn)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zhèn)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fā)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xù)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fā)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fā)，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fā)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zhàn)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fā)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fā)生嚴重動搖、統一戰(zhàn)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wèi)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huán)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fā)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fā)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zhí)缀驮S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chuàng)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fā)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fā)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zhàn)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zhèn)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zhàn)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戰(zhàn)；而國民黨為了穩(wěn)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fā)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zhàn)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zhàn)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zhàn)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zhàn)爆發(fā)，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qū)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zhàn)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zhàn)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qū)發(fā)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戰(zhàn)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yōu)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guī)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zhàn)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qū)，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yè)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qū)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yè)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yè)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zhàn)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zhàn)，戰(zhàn)爭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zhàn)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guī)模戰(zhàn)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zhàn)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有利時機，連續(xù)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zhàn)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zhàn)方針，使三大戰(zhàn)役之間和各戰(zhàn)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fā)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zhàn)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xù)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fā)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fā)展也發(fā)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zhàn)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fā)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fā)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zhàn)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zhàn)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zhàn)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zhàn)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fā)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wěn)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八
3月30日上午，xx局黨委中心組開展2021年第五次集體學習，重點圍繞“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開展專題學習研討。局黨委書記xx主持學習,局黨委中心組所有在家成員參加學習。
大家一起觀看了中央黨校(國家網絡行政學院)網絡課程中共黨史專題講座——《黨奪取全國政權的歷史經驗》。該講座以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歷史為重點，從強大的政治領導力、強大的軍事領導力、強大的自身建設力這三個方面，分析了黨領導人民奪取全國政權的主要經驗。主講教授xx充分運用史實資料，并輔以國共兩黨在思想、決策和行動上的鮮明對比，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奮斗歷程、歷史經驗。
觀看完講座，局領導班子聯系工作實際，結合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精神，部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第四次集體學習(擴大)的內容和今天專題講座內容，以及前期自學《中國共產黨簡史》等書籍的情況，圍繞“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行了研討發(fā)言。
大家一致認為，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是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建立新中國的歷史，是我們黨一步步由弱到強、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創(chuàng)業(yè)史”“成長史”，是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史，是奠定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思想理論、精神氣質的關鍵期。通過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對紅色政權的來之不易、新中國的來之不易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進一步深刻理解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源于有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科學理論指引，源于從革命實踐中走出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遠見卓識和卓越領導，源于革命先輩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孜孜以求，源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全力擁護和英勇犧牲，源于我們黨在斗爭實踐中形成的一系列光榮傳統和優(yōu)良作風。
大家表示，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學習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我們不斷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取得勝利的堅強保障。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社會發(fā)展才能道路不偏、旗幟不改、顏色不變，才能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我們要通過這次黨史學習教育，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xx對進一步聯系實際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提出了三點要求。
一是要提高思想認識，把學習和傳承結合起來。組織全局黨員干部把黨的歷史學習好、領會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fā)揚好，堅定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yōu)良作風的忠實傳人。要在推動學深學透上發(fā)力，組織黨員干部對照學習內容，原原本本學，認認真真學，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要在推動學習實踐相結合上發(fā)力，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要在推動營造良好氛圍上發(fā)力，教育引導黨員干部以政治機關的站位和意識，全身心自覺投入黨史學習教育，形成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生動局面。
二是要明確工作步驟，把標準和質量統一起來。全線各單位要迅速進入工作狀態(tài)，對照上級部署精神和工作方案，明確思路、細化分工、落實責任，全力以赴地高標準高質量做好各項工作。要著眼于為加快建設人民滿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強國提供堅強保證，把黨員干部學習教育的標準立起來，推動黨員干部政治上更堅強、理論上有提升、行動上更自覺，做到講政治、守紀律、負責任、有效率，奮力完成年度重點目標任務，奮力推進“十四五”長江航道高質量發(fā)展。
三是要著眼現實問題，促進學習教育與中心工作有機結合。新時代學習黨史的目的，在于更好服務于解決現實問題。必須突出抓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在具體工作中強化學史力行的鮮明導向，推動各單位黨史學習教育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體現“干”的成效，切實把黨史學習教育貫穿到長江航道工作各領域、全過程，防止學習和工作“兩張皮”。要加強上下內外溝通協作，及時互通信息，建立定期協調機制，確保各項工作銜接順暢。要加強對局屬單位學習教育的指導、工作動態(tài)的掌握，注重發(fā)現基層單位好的做法、好的經驗，及時宣傳推廣。
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學習心得、研討發(fā)言材料簡短九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至18世紀歐美國家發(fā)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篇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黨參與或領導了四大戰(zhàn)爭，即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順應全國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樹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幟，把全國人民緊密地聚集在這一旗幟之下。黨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者，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捍衛(wèi)者。黨積極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偉大的土地革命斗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總結千百萬群眾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在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風暴；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黨領導全國人民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把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為民族爭獨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奮戰(zhàn)，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之后，經過延安整風洗禮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4年奮戰(zhàn)，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起了新中國。至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最終勝利。
黨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紀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強的操縱下，封建軍閥割據、混戰(zhàn)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強，鏟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和歷史任務的要求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提出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之后，黨集中力量組織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漢鐵路罷工遭到血腥鎮(zhèn)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黨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雖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經過綜合分析后，黨決定首先應爭取同國民黨進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此實現國共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史稱“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農運動蓬勃發(fā)展，北伐戰(zhàn)爭取得勝利。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來了。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廣泛傳播著。然而，伴隨著革命運動迅速發(fā)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次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黨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這次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卻沒有對武漢國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確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wèi)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宣布同共產黨決裂，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革命遂告失敗。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地為革命而斗爭。“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這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黨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為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黨”大屠殺，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黨走上了大規(guī)模武裝起義之路，建立并發(fā)展了紅色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qū)域的建立和發(fā)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黨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著重闡述了黨必須依靠農民和掌握槍桿子的思想。后來總結這段歷史時，他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訓和對中國革命的正確認識，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發(fā)動和領導武裝起義。南昌起義與之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作為這段時期百余次大小起義中最為重要的三次起義，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影響力，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與此同時，在秋收起義進軍長沙失利后，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引兵井岡。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局面，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黨的六大，決定繼續(xù)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同時也肯定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發(fā)展基礎和重要力量。此次大會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zhàn)中勝出，11月便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了第一次大“圍剿”。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圍剿”與反“圍剿”成為國共雙方軍隊的主要斗爭形式。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黨領導建立的中央蘇區(qū)先后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是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下，黨內的“左”傾錯誤又逐漸發(fā)展起來。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領導人堅持“左”傾錯誤，拒不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建議，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勝利地結束了長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緊侵略中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擴大到全國。黨之所以能夠號召大量群眾參與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為黨不僅積累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把握住了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黨是以國家大局、民族大義作為出發(fā)點的。
在此局勢下，國民黨內部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自此以后，內戰(zhàn)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黨終于擺脫了內戰(zhàn)的阻礙，開始全力投入一致對外的抗日戰(zhàn)爭上。
“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革命道路雖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努力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從思想上武裝了共產黨人，使他們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