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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層治理心得體會及收獲一
20xx年起，每年有10家非公企業被區政府授予年度“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貢獻獎”。非公企業不斷加強社會責任建設，取得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
從社會責任評估入手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企業蓬勃發展，已成為推動嘉定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截至8月底，在嘉定區注冊的非公企業達到19.5萬家，其中規模以上非公企業1652家;從業人員60多萬人，占區域總就業人口的83%;非公企業上繳稅收占全區稅收總額的78%。然而，大量非公企業的產權核心和黨組織的政治核心往往不重合，如何在非公企業中增強黨的領導力、實現黨的政治引領，區社工委通過大量的個案研究，逐步認識到社會責任建設是將產權核心與政治核心的“兩核”凝聚到“發展”這一共同目標上來的有效載體，是非公企業黨組織發揮政治引領作用的有效抓手。
嘉定非公企業較好地承擔著促進就業、依法納稅、勞動保障、誠信經營、優質服務、社會穩定等社會責任。同時，因部分非公企業忽視社會責任而引發的矛盾沖突也時有發生，給城市精細化管理帶來負面影響。如何讓非公企業成為全區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促進者，是城市基層治理的重要課題。
從非公企業自身看，凡是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就發展、進步、壯大;凡是社會責任履行差的就倒退、萎縮、甚至消亡。從社會責任建設的評估入手，既是對非公企業成長狀況的現實評估，也是為其開展社會責任建設提供工作規范，更為非公企業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評估體系涉及60項指標
非公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在全市尚無先例。20xx年4月，嘉定區社工委提出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評估的構想，并于當年8月形成《嘉定區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評估的課題報告》，構建起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指標體系。指標體系框架為“5-3-60”，即經營責任、員工責任、政府責任、社區責任、環境責任五大責任，區、街鎮、非公企業三級體系及60項具體指標。評估內容全面覆蓋非公企業的股東、管理者、員工、消費者、商業伙伴、環境、政府、社區和公眾等利益相關者。
20xx年10月，區社工委邀請上海市社會科學院、華東理工大學相關研究人員組成嘉定區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項目組，正式啟動試點工作。在全區挑選已建立黨組織的50家非公企業作為首批試點單位，由項目組上門開展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工作。同時，項目組研發建立了專門的管理信息系統，該系統以信息和資料的收集、傳輸、整合和統計分析為手段，以評估指標體系維護管理、評估材料提交跟蹤管理、自動歸類匯總、查詢統計分析、網絡測評管理為功能，以參評企業、評估專家、評估領導等相關人員工作內容和責任為系數。
項目組每年新增100-200家非公企業進行履行社會責任情況綜合評估。至今，共計完成了對全區500家非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情況的綜合評估。項目組與有關職能部門反復商討，對具體評估指標進行了多處修訂，形成相對成熟的實施方案、工作手冊和操作流程。初步建立起由企業及時更新、街鎮及相關委辦局審查把關、區社工委統一管理、可隨時提供信息查詢和信息導出服務的三級動態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
多元主體聯動共同打分
開展 “嘉定區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的構想并推進至今，已初步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的聯動機制。由區社工委、街鎮社工委和企業構成三級縱向聯動機制，具體落實評估工作。區職能部門每年根據各自職能，分別對參評非公企業相關業績給予正面打分，出具負面清單。在企業主要經營者的支持下，企業主動提供各種數據資料，對調研有問必答、毫無保留。
區社工委通過政府采購平臺，購買上海社科院的第三方服務，開展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使評估資金使用更加規范。同時，完善溝通機制，加強對非公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教育引導;建立非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與非公企業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等工作相互協調、相互融通的推進機制，以社會責任建設促進企業文化發展、文明單位創建。
項目組匯聚了社會學、統計學、信息技術、黨建等方面的專家，為非公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提供專業支撐。五年來，項目組堅持走訪每家參評企業，主動上門指導服務，及時發現并完善不足，細化訪談內容、運用問卷調查、材料互證等評估方法，科學嚴謹、務實高效地完成了評估工作。
有關基層治理心得體會及收獲二
事業興衰，關鍵在黨。不斷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引領力和凝聚力，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基層治理。xx鄉xx村黨支部，以突出的社會治理成效極大提振全鄉干部決勝全面小康、共繪鄉村振興的信念和決心。
xx村黨支部在區委組織部的悉心指導及鄉黨委的堅強領導下，已于2019年完成標準化規范化建設。一是加強陣地建設，嚴格按照黨支部標準化規范化建設要求，對xx村綜合辦公樓進行提升改造;二是完成支部優化，對照《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等規定，優化非公企業聯合黨支部設置，將有產業、有合作社的x名黨員吸納進入該支部并確定黨支部書記，將支部建在產業上，真正發揮非公企業黨員帶頭發展、推動產業的作用;三是完成支書主任一肩挑，不斷優化村干部隊伍，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農民要致富，關鍵看支部。”在xx村黨支部的帶領下，非公企業黨支部年輕黨員鄭傳華帶頭成立“貴州鄉里鄉親開心農場農業園區”，租用農戶土地xx余畝，主要以種植辣椒為主，目前該社辣椒長勢喜人，有效增加了xx余戶農戶的收入。該園區是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教育意義與社會效益有機統一的經營實體，以產業發展帶動一方百姓致富，實現村民在家門口就業的良好愿景。
xx村黨支部按照“支部帶頭、村委落實”的機制，一心一意為民謀利，全力推進實施民生項目。一是爭取項目資金xx萬元，完成x個村級群眾服務中心建設工作;二是完成村級大坪水庫森林公園建設，提升改造人畜飲水工程;三是完善道路設施，配合完成xx鄉2018年組組通路xx村境內路段xx公里、敖吳公路進二組支線xx公里，配合完成xx村半巖橋危橋改造工程，建成長26米寬8米的新橋一座;四是引導村民實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在xx村七組大坪發展特色苗木種植項目x個、魔芋種植基地x個，為全村村民共同富裕、齊奔小康奠定厚實的經濟基礎。
頭雁領航才能群雁齊飛，培育好農村黨支部這只“領頭雁”，有利于完善鄉村治理體系。xx鄉將保持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的良好態勢，以點帶面穩步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推動黨建引領與基層治理深度融合、有效銜接，為全區開展“黨建引領星滿xx”黨建示范帶創建工作貢獻xx智慧。
有關基層治理心得體會及收獲三
河北省邯鄲市叢臺區將構建基層治理善治模式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性戰略舉措，積極探索以黨建為統領的“黨建+服務、黨建+法治、黨建+德治”基層治理善治模式，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職責，將黨的組織優勢、群眾工作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優勢，全面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黨建+服務”種好基層服務“責任田”
該區充分發揮黨組織教育黨員和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的作用，針對農村、社區、機關、學校、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依托活動陣地創建“紅色講習所”，組建講師團隊，邀請上級黨組織負責人、包點領導、黨校教師、各級理論宣講團成員、各類專家人才、典型模范人物等為講習團特邀講習員，每月固定時間開展形式多樣的講習活動。組建“黨員先鋒隊”，根據工作需要和各自特長主動認領攻堅突擊、志愿服務、治安巡邏、領富帶富等先鋒崗位。 “大喇叭黨員先鋒突擊隊”“白發紅帽”老黨員志愿服務隊、黨員志愿者日間照料室等一批黨員先鋒隊入社區幫扶孤寡老人、困難家庭、留守兒童解決生活困難。
同時，該區全力創建黨群綜合服務中心，將原有辦公用房、活動場所統一規范為農村(社區)黨群綜合服務中心，設有“四中心一室”，即黨員活動中心、便民服務中心、文體活動中心、議事中心和黨支部辦公室，實現一廳式辦公、一站式服務。實行首問負責、上門代辦、預約、ab崗等制度，為群眾提供周到細致的服務。打造“互聯網+”陣地，創建微信公眾平臺，建立“民情博客”，設置智能終端一體機，及時發布惠民政策、辦事流程、重大活動和各類通知，便于群眾咨詢和監督。此外，積極在網上同居民進行交流互動，聆聽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拓寬化解矛盾的渠道，推進農村(社區)工作由單向灌輸向雙向交流轉變。
“黨建+法治”筑牢基層治理“壓艙石”
該區注意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中的重要作用，依托群眾工作室、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室等機構組建村(社區)調解中心，建立“調解能人庫”“五老調解室”，變被動調解為主動預防，及時將矛盾糾紛終結在萌芽狀態。光明橋街道探索出“四員一中心”互動聯調機制，既提高了調解工作的效率，又為基層調解提供了寶貴經驗。將全區16個鄉(鎮)街道劃分為五個網格，每個網格設立一個巡回法庭，每個巡回法庭每月固定到轄區村(社區)巡回二次，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最大限度地實現訴訟與非訴訟糾紛順利解決。充分運用大數據和政法網絡，建立巡回法庭與人民調解組織、居(村)民自治組織、基層司法所等機構的聯系，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每月定期舉行一次人民調解的指導演示，每半年培訓一次鄉(鎮、辦)、社區(村)的人民調解員，不斷提高司法人員和人民調解員的工作水平。
該區為每個村(居)委會配備了法律顧問。全面推進“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負責指導和解決本區域內的法律事務。每個村居都建立“法律微信群”，每個群配備一名法律專業服務人員，他們每天在群內宣傳法律知識，為群眾答疑解惑。以派出所、司法所、綜治辦為普法主力，聯合各相關單位，壯大普法學法宣傳力量，形成“問、解、答、辦”專業化立體化格局;通過開展“法治宣傳月”等活動，引導干部群眾自覺做到心中有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黨建+德治”用好基層治理“潤滑劑”
該區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道德講堂”活動。組織老干部、老黨員等組成宣講隊伍，充分利用各類宣講素材，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在群眾中進行巡回宣講。大力開展“誠實守信、敬業奉獻”五星道德模范評選活動，把開展評選活動作為加強公民思想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并在全社會形成崇尚先進、學習先進的良好道德風尚。組織開展“家風家訓評選展示”“移風易俗，弘揚時代新風”等活動，積極引導群眾樹立良好家風、傳承良好家訓;制定完善鄉規民約，在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破除封建迷信、拒絕黃賭毒等方面進行規定約束，抵制婚喪嫁娶大操大辦和索要天價彩禮等陳規陋習，制止各種封建迷信活動。
此外，改建和完善一批村級公園、文化廣場、老年活動中心等公共服務設施，使之成為傳播文明、引領新風的活動陣地。同時，把移風易俗作為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精神文明創建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和考評的重要依據，推動移風易俗活動規范化、制度化發展。
有關基層治理心得體會及收獲四
當前，我市基層社會治理總體情況較好，但是與面臨日新月異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群眾更加個性化、更加差異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認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隊伍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一）對基層社會治理的認識陳舊。雖然我們在化解矛盾、強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層治理仍然存在“社會治理就是社會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陳舊觀念，法治思維和創新意識不強。基層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資和經濟建設上，對基層社會治理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夠，沒有準確把握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領域出現新情況、新問題的規律性，沒有認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對策建議。
（二）基層基礎薄弱。縣級職能部門習慣性的將工作任務直接安排和轉嫁給基層組織，村（居）疲于應付上級安排的各項工作，自治功能難以發揮，聯系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眾參與基層治理渠道、平臺單一，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對基層治理滿意度、認可度不高。平安建設滿意度長期不高與日常政策宣傳不及時不到位、群眾參與度不高密切相關。
（三）基層社會治理制度設計不夠系統化。隨著此次機構改革完成，縣級綜治部門被撤銷，綜治的聯動機制沒有有效銜接，社會治理仍側重政府主導，社會治理系統化不夠，制度設計整體性、全局性聯動不足。例如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服務工作涉及公安、衛生、民政等多個部門，各相關部門對患者評定標準、統計口徑不統一，部門之間信息共享不及時，影響工作實效。在精準區分不同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精準管理與服務方面還較為欠缺，網格化管理的精準度不高，精細化水平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數據應用不夠深入。在流動人口、吸毒人員、刑釋解教人員等特殊群體，我們雖然對此類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統，并及時采集錄入人員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運用信息數據指導服務管理實戰方面沒有形成良好機制，各類信息化系統還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層面，深度開發應用不夠。基層治理長期處于一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模式，事后處置多、事前預防化解少，對一些基層矛盾、信訪問題，不少干部信奉“擺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錢買平安”方式解決，從源頭破解社會矛盾難題做得不夠好。
（四）干部隊伍素質參差不齊。基層從事政法綜治等社會治理的專職人員較少，甚至基層派出所人員都嚴重不足，接處警大部分由警輔人員完成，接處警質量不高，群眾滿意度較低。基層網格員隊伍不穩定，專職網格員較少，專職人員待遇不明確，兼職人員往往一人任多職，年齡普遍偏大、知識結構明顯較低，僅能應付部分工作，對于創造性、精準性、差異化的服務難以提供。
結合我市工作實際，我們認真總結治理實踐經驗，以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為目標，在基層社會治理理念、體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斷提高基層社會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為本理念，推進基層治理平臺轉型升級。要把人民群眾的需求作為基層治理工作的出發點，全面提檔升級鄉鎮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綜治中心）、“幸福驛站”、村（社區）警務室等基層服務陣地，將政法、信訪、行政執法等社會治理力量相對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層社會治理的堅強堡壘。二加快提升“四位一體”建設的協同化水平。以“黨建引領、三治融合”的“四位一體”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為牽引，研究制定推進我市縣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施舉措，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著力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三是堅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勵各鎮（區、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貼合實際的基層治理模式，打響基層善治的邳州經驗、邳州品牌。
（二）不斷夯實基層基礎。一是不斷完善全民參與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在黨建引領的總原則下，聚焦重點解決發展瓶頸問題，構建黨委統領、政府負責、部門參與的協同治理格局，推動社會治理向村、社區等基層“細胞”延伸。二是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治理。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劃撥專項資金、籌集社會公益資金等方式，引導社會組織承接政府事務性工作和服務職能，積極參與和服務社會基層治理，優化治安政務服務。三是完善立體化治安防控體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將城管、交通、住建等重點行業、重點部位公共視頻監控接入110指揮和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網格化服務管理、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陽光信訪三大信息平臺，深化平安視聯網建設，建立起“互聯網+社會治理”的“一網通管”格局，做到實戰中管用、基層干部愛用、群眾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駕馭全局治安能力。
（三）積極探索社會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黨建+”模式，以基層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社區黨建要融合“網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網格、大黨建”基層黨建工作格局，探索“黨建+群團”“黨建+社工”“黨建+網格員”等工作模式，采取“群眾點單、社會組織接單、政府買單、第三方驗單”的公共服務模式，最大限度將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至基層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二是創新精準化服務模式，打通基層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實現政務服務事項“最多跑一次”目標。加強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對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點人群，精準分區分類服務管理。在扶貧、交通、醫療、教育、養老等群眾關心關注的民生領域，創新方式方法，提供精準化社會服務，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米”。三是實現技術智能化，以科技主導基層治理。科技從來都是基層社會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準確把握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和規律，用智能化推動社會治理理念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提升網格化服務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強網格化聯動指揮平臺，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
（四）強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確專項資金。要明確設立基層治理專項資金，采取項目資助、以獎代補等方式，激勵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撬動社會資金投入，建立健全社會治理專項資金申報審批、監督檢查機制，明確資金適用范圍、扶持方式、使用原則、法律責任等，通過政策導向和資金傾斜，激勵各方積極參與，提升社會治理質量和公共服務效益。二是壯大隊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發展規劃，健全完善政法綜治隊伍教育培訓、職業技能進修、崗位交流等培養機制，在糾紛調處、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矯正幫扶等社會治理重點領域建立專門性從業入門培訓課程。三是筑牢基層基礎，推動基層治理重心下移。統籌推進網格化服務、心理疏導、糾紛調處、法律服務等基層服務治理陣地建設，打造規范化、標準化、數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層治理平臺，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最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更好地為群眾提供服務和管理。
有關基層治理心得體會及收獲五
基層作為國家的根本，是社會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基層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尤其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場大考。要從中看到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獨特優勢，分析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中存在的普遍問題，為進一步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提出對策建議。
基層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強調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然而，我國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還存在著基礎組織力量薄弱、治理體制機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單一、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困難等問題，仍需要積極探索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路徑，才能不斷健全社會治理相關制度，最終構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格局。
（一）維護國家長治久安
一直以來，能否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關乎到黨能否長期執政、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我國黨和政府始終致力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有助于拉近黨群干群關系，把人民群眾和黨、國家團結在一起。基層是國家和群眾之間的橋梁，黨的執政基礎是基層，基層社會治理的質量和效率越高，人們對于黨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滿意度就越高，國家秩序就越穩定。所以，這就要求扎根基層，抓基層、打基礎，推動國家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轉移，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推動基層治理創新。
（二）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加強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是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必然要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就意味著人們的需求不僅停留在對物質層面上的滿足，人們對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們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權利、健康安全、生活壞境，并且通過參與社會治理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基層作為最接近群眾的地方，只有不斷加強基層社會治理，才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求，增強人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基層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園，基層人民群眾是使得黨和國家政策能夠得到充分落實的主體，是推進國家發展進步的主體。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層社會治理的共同體，才能構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才能更好地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四）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重要支撐
以這次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來說，全國各地的基層組織尤其是社區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發不久，基層黨組織發揮了戰斗堡壘的作用，民眾生活的各個城鄉社區組織在其領導下迅速采取行動，積極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傳疫情相關知識。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實施后，為人民群眾提供了巨大幫助。居民也以各種形式參與到群防群控中，鞏固了抗擊疫情的社會基礎。基層治理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也成為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重要支撐。
（一）基層組織力量薄弱
一是基層社會治理的負擔過重，由于承擔了上級下達的各種任務，但同時辦公經費不足、物資缺乏、責任重大、事情繁雜、力量薄弱而且權力受限，造成基層組織嚴重超標的勞動，基層工作人員往往疲于應付，上級哪個部門要求嚴格就趕緊完成哪個任務，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諉。二是基層治理層級過多導致了機構臃腫、人員冗雜，而且降低了信息傳遞的速度和信息的準確性，運轉不靈活，從而增加了基層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三是基層干部隊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論水平不夠，思維方式陳舊，治理方式單一。而且對相關的政策理解不夠到位，無法及時對人民群眾進行組織和宣傳。一些基層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動性、積極性，進而造成了嚴重的人才流失情況，基層留不住人才的問題日益嚴重。
（二）治理體制機制不完善
一是應急機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學的應急預案，雖然各個地方縣區都建立了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的預案，但整體上缺乏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的具體方案，不能靈活地運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層組織的應急物資保障不充足、對應急操作的宣傳以及培訓演練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輿情應對機制不完善，有些基層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時一問三不知，或者怕承擔責任不敢發聲。二是參與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基層政府部門在職責權限劃分上存在著交叉或不清的問題，但群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監督基層社會治理的渠道有限，導致社會主體無法表達自己的訴求，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問題。
（三）治理手段單一
目前基層還沒有充分運用現代科技進行社會治理，網格化管理和服務不夠精準，基層治理信息平臺建設不完善，沒有發揮出大數據的優勢。不少地方的基層社會治理中仍然習慣開會、筆錄的形式，存在著“基層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術的意識不強、能力不足”的問題。
（四）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困難
一是群眾參與度不高的問題。基層社會治理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民群眾自治，人民群眾應當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我國當前的現狀是群眾對于政府部門或者社會組織機構依賴性太強，認為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是基層政府和其他組織的事，自主意識有待加強，缺乏主體參與意識，也缺乏對社會治理的認可。二是基層黨組織無法放手發動群眾的問題。基層組織力量薄弱，缺乏強大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無法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三是無法凝聚起社會合力的問題。基層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著職能交叉、權責不清的問題，社會組織之間存在著利益分歧的問題，多元主體之間缺乏交流溝通的問題，都導致了遇事互相推諉、缺乏責任感，主體之間力量無法凝聚。
（一）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理念
近日，“地攤經濟”成為社會一大熱點，要實現民生發展與城市治理之間的平衡就要求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理念。一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要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決不能將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凌駕于人民群眾的利益之上，堅決杜絕官本位思想，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和思想觀念，改變政府過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實現基層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再到“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轉變。二是在強化黨建引領的前提下，以自治組織為重點。村民委員會和社區等基層自治組織要積極引領人民群眾主動參與到治理的過程中來，不斷提高基層社會治理的自主化。三是堅持精細服務的理念。要創新服務方式，主動引導市場的力量，努力發展社會化的服務組織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種社會服務平臺，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
（二）加強對基層社會治理的投入和幫助
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開展有時無法順利進行，主要是存在社區人員，辦公經費、基礎設施的匱乏問題。經費等相關問題不解決，基層社會治理就無法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因此，一是應該主張構建多元資金保障機制，在以政府撥款為主的前提下，全社會共同參與，從各個渠道籌集經費;在充分利用財政資金的情況下，社會中的資本有序參與到基層社會治理。二是基層社會治理要做到財政公開化和透明化，必須受到居民的監督，提高資金的利用率。三是對基層人才及時進行獎勵，改善基層工作人員的待遇，重視改善工作人員的工作環境以及辦公運用的設備，只有這樣才能留住人才并從外界吸引人才。
（三）積極運用現代科技手段
基層社會治理應積極運用現代科技方式，加快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的建設，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效能。加強信息化建設，運用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拉近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拓展群眾參與和監督基層社會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層社會治理的信息處理平臺，實現信息資源的有效共享，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強有力的數據支撐。
（四）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制機制
完善機制體制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保證，基層社會治理要建立完善的應急機制、考核機制、獎懲機制和監督機制，不斷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一是應在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發展過程中總結經驗，盡快完善法律和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同地區的基層制定具體的、專門的法律，進一步明確治理過程中各個主體的權限，明確基層社會治理的程序、目標等，確保各項工作依法順利開展。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有效的監督機制可以使基層社會治理公開化，維護群眾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內部的監督，以此糾正過程中的錯誤現象。三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應急體系建設。在平常時期做好物資和資源的儲備，增加基層社會組織的應急保障措施等，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并進行培訓演練。
（五）加強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能力
一是構建多元主體的治理體系。健全基層社會協同治理體系要以基層黨組織領導為主，強化黨建引領，形成社會組織、群眾、企業等在內的多元化的協同治理主體。政府要當好組織者、執法者、引領者、政策制定者;村委會、社區等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要組織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開展協商討論，進行民主決策，要激發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主動性，創新自治內容和手段;企業要強化社會責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為社區居民提供多樣化個性化服務;廣大群眾要自覺參與社會治理，積極響應社會號召，樹立起主人翁意識，不要做冷眼旁觀者。二是不斷推進基層民主協商的開展。協商民主可以滿足基層主體需求多元性，可以維護主體間的共同利益，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離不開基層各類主體的參與和集體討論。通過協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調動社區各類行為主體積極性，以對話和協商的方式可以及時化解傳統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內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識，提高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能力。
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個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個主體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制度。要結合不同基層的實際情況，找到解決基層社會治理問題的相關對策，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發展，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