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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一
同志們：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以上就是本次黨課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聆聽。
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至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篇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黨參與或領導了四大戰爭，即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順應全國各民族的心愿，高高樹起反帝反封建、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幟，把全國人民緊密地聚集在這一旗幟之下。黨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者，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捍衛者。黨積極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領導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偉大的土地革命斗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在總結千百萬群眾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在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風暴；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黨領導全國人民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為民族爭獨立求解放的大旗下浴血奮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之后，經過延安整風洗禮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歷經4年奮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起了新中國。至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最終勝利。
黨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世紀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強的操縱下，封建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強，鏟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和歷史任務的要求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提出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之后，黨集中力量組織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1923年12月7日京漢鐵路罷工遭到血腥鎮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黨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雖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經過綜合分析后，黨決定首先應爭取同國民黨進行合作。
1923年6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此實現國共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后，在1925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史稱“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到來了。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然而，伴隨著革命運動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次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黨的五大于1927年4月5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這次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卻沒有對武漢國民政府各派作出正確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宣布同共產黨決裂，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革命遂告失敗。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地為革命而斗爭。“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這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黨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為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黨”大屠殺，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黨走上了大規模武裝起義之路，建立并發展了紅色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黨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著重闡述了黨必須依靠農民和掌握槍桿子的思想。后來總結這段歷史時，他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同志正是基于血的教訓和對中國革命的正確認識，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發動和領導武裝起義。南昌起義與之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作為這段時期百余次大小起義中最為重要的三次起義，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影響力，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與此同時，在秋收起義進軍長沙失利后，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引兵井岡。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戰爭，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局面，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黨的六大，決定繼續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同時也肯定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更大的發展基礎和重要力量。此次大會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勝出，11月便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大“圍剿”。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圍剿”與反“圍剿”成為國共雙方軍隊的主要斗爭形式。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黨領導建立的中央蘇區先后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是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下，黨內的“左”傾錯誤又逐漸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領導人堅持“左”傾錯誤，拒不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建議，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勝利地結束了長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緊侵略中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并迅速擴大到全國。黨之所以能夠號召大量群眾參與到抗日游行之中，是因為黨不僅積累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把握住了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黨是以國家大局、民族大義作為出發點的。
在此局勢下，國民黨內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自此以后，內戰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黨終于擺脫了內戰的阻礙，開始全力投入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上。
“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的革命道路雖是坎坷曲折的，但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努力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從思想上武裝了共產黨人，使他們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三
一、深刻認識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指導意義。
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就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謂“新”主要含義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是新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是新的革命政黨，無產階級是新的領導階級，社會主義是新的革命理想。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通過學習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指導思想和革命勝利的實踐，我深刻認識到，在農業、農經、水利、統計、交通、工程建設等工作中，如果不用新的思想、新的認識和新的觀念，將會直接影響到農業產業、鄉村振興等事業的發展。況且，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新機遇、新挑戰，更要求我們必須解放思想，更加主動地適應社會的變革與創新，積極準確尋找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全面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中實現自我價值。
二、學習對照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創新與發展，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能
學習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發展歷史，要堅持“破除因循守舊思想、樹立開拓創新意識，破除消極等待思想、樹立搶抓機遇意識，破除小進則滿思想、樹立創先爭優意識，破除畏首畏尾思想、樹立敢于擔當意識，破除狹隘封閉思想、樹立包容合作意識，破除急于求成思想、樹立蹄疾步穩意識，破除坐而論道思想、樹立真抓實干意識”。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體黨員干部在新時代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在新時代發揮模范作用的“基準線”，必須要一以貫之，堅決落實。
一是學習黨史，樹立開拓創新的意識。在農業農村工作中，我們有時對最新政策、大政方針的學習還不深不透、浮于表面，習慣于用老經驗、慣性思維、傳統方式開展工作，只知道生搬硬套、不知道用活政策，缺乏改革創新精神，導致有些工作推進緩慢，甚至停滯不前。所以，我們要時時以最新的理論來武裝頭腦，站在全局的角度來思考謀劃工作，敢于開拓，勇于創新，推動各項工作保持活力。
二是學習黨史，樹立搶抓機遇的意識。實際工作中，如果干事拖拉不進取、思想上保守不更新、存在“等、靠、要”思想等，只能導致個人或單位的工作被動。所以，在充分學習、理解國家大政方針的基礎上，要主動作為、先行先試。
三是學習黨史，樹立敢于擔當的意識。要在思想上清除“多干多錯、少干少錯、不干不錯”等不良認識。在工作中要樹立勇于擔當、大膽負責、知難而進、敢為人先的意識，增強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創新解決困難的具體辦法和措施，全力投身工作，真正把好思路、好政策和好舉措轉化為扎扎實實的行動。
通過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我更加深刻認識到，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特點，準確把握新時代新要求，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緊密聯系工作實際，創造性貫徹落實黨中央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
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四
會議時間:20xx年x月x日
會議地點:四樓會議室
參會人員:全體黨員和預備黨員
主持人:于欽凱
會議內容:
1、廣泛征求意見
2、黨員進行個人總結
3、通過民主生活會進行評議。
各位黨員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個人講評:
a:始終把學習放在工作首位，認真學習《黨章》、黨員先進性標準，認真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部署，認真做好發展黨員工作。不足是創新意識不強，擔子重，困難大，經驗不足。
b:在領導、組織的關心指導和同志們的幫助下，作為班長我認真制訂計劃，組織好每次學習活動，組織我班的的黨員及同學進行組織生活，廣泛聯系群眾，為構建和諧班級做貢獻。
c:作為11級黨支部的一名“新兵”，我除了繼續深入學習新《黨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和精神，把保持先進性教育貫徹于自身學習的全過程之外，還努力學習和積累先進的教育理念，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服務班級，服務學校，時刻注重自身的一言一行，慎言、篤行,努力向其他同學做好榜樣。
d:作我認真努力的完成班級工作，在工作中，我積極鉆研，不斷探索、不斷努力。積極向其他優秀同志學習。和他們共同探討課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惑。我還積極的投身到課外的實踐中,努力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e:作為一名黨員，我比較注重自我黨員素質的提高，在工作中我很努力要求自己一定要樹立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認真做好本職工作,同時提醒身邊的同志也做好本職工作。
最后全體黨員舉手表決進行互評，發表對黨員整改和支部發展的意見:
黨員理論學習是提高黨員黨性修養的必要途徑，黨支部組織黨員學習新黨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和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文件，對全體黨員和黨員干部進行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依法治黨教育，明確了黨內職責，進一步提高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對評議結果進行研究，宣布評議結果:
通過各位黨員深刻的自我總結，自我分析，以及相互認真嚴肅的評議表決，大家一致認為每個黨員都是合格黨員，沒有不合格的黨員。有缺點的黨員應盡快克服自己的確定，努力做到最好，發揮好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五
同志們：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黨課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時間跨度為1919年至1949年。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問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并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里既然講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有必要再解釋一下這個“新”的含義。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總的來說所謂“新”主要含義指：新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新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革命理想（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
按照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客觀發展模式，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介紹，將從其發生的歷史背景、革命歷程、偉大意義三方面來展開，其中，對第二部分革命歷程四個時期階段的介紹是本次分享內容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逐漸喪失獨立的地位，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反對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爆發的。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使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成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逐步形成的。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裝入侵和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割占和強行租借土地，劃分勢力范圍，駐扎軍隊及干涉行政和司法等，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和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同時，通過索取戰爭賠款、控制海關稅收、傾銷商品及壟斷財政金融等手段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逐漸喪失經濟上的獨立而不得不依賴和受制于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但并沒有使中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又因為中國民族資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資本中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占了很大部分，工業的比重不高，它所經營的，主要是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技術和設備等方面，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相勾結，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阻止和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而且也不可能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
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專制統治對人民困苦的加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救國圖存之路，而且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也為中國革命創造了轉變的客觀條件。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發面：一是國際環境，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由此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就使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國際環境，具備了轉變的時代條件；二是經濟條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無暇顧及中國，且歐戰各國需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因素的影響，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三是政治條件，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及歐戰結束后的外資企業的增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壯大，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到五四運動后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姿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形成為一支強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會力量，成為了運動的主力軍；四是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與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運動中，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從此，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走上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工人中去，使中國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
縱觀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9年至1927年，被成為大革命時期；第二階段為1927年至1937年，被成為土地革命時期；第三階段為1937年至1945年，被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第四階段為1945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左邊這幅有些模糊的照片展示的是，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個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罷工，海員和市民歡慶罷工勝利的場景。這場罷工是1922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起因是海員要求增加工資，在克服港英當局種種阻撓和破壞下，罷工堅持了56天，迫使港英當局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30％的工資。這次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右邊這幅圖描述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遭到鎮壓的場景，1923年2月4日，在長達20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上，3萬名工人在3小時內有條不紊地舉行了總同盟罷工。3天后，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前后犧牲者52人，受傷者300余人，被捕入獄者40余人，被開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史稱二七慘案。這次慘案發生后，各地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于消沉，至此，持續13個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此期間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
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有堅強的革命性，但人數畢竟少，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正是從這種情況出發，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對三民主義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進行，特別是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北伐戰爭的勝利和工農運動的高漲，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黨的思想、組織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進展。據1927年3月統計，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四百余人迅速達到了近六萬人，同時在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臺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
隨著1926年11月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羽翼已經豐滿的蔣介石的反共面目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國共合作開始面臨深刻的危機。終于在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回顧整個大革命時期，應當說在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反革命營壘。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之后的秋收起義，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中國共產黨又于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但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起義三天后即告失敗，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英勇犧牲。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同時期在各地舉行的一系列起義，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其到農村中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基本政策也更為明確。
但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時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致使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滋生、發酵、并最終造成嚴重后果，直接表現為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失敗，迫使工農紅軍進入艱難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歷時兩年的偉大長征。險境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有關的轉折點。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尖銳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外，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始終虎視眈眈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不斷向南推進。面對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國土淪陷。直到193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推動歷史潮流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當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中國人民的巨大民族覺醒、空前民族團結和英勇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同時，抗日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經過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反映人民的要求，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種種努力。1945年8月28日，國共進行重慶談判，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親赴重慶，在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這次談判歷時43天。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盡管談判結果——國民黨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只是口頭上的，但卻使我黨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一旦內戰爆發，國民黨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另外，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這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戰爭的準備部署后，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對于人民革命力量來說非常嚴峻。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對比，國民黨都占有明顯優勢。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的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數火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
因此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里，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憑借著“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的政治方針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原則，在前八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四個月努力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年的作戰，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三路大軍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促成了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性勝利的決定階段，中共中央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東北、華東、華北戰場的不同情況制定出各具特點的作戰方針，使三大戰役之間和各戰役的各個階段之間有機地聯系起來，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有力地保證了這場偉大的戰略決戰的勝利。
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的全部大陸領土都獲得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
重新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可以說它的發生和勝利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是繼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一是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是正確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三是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四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如何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研討發言簡短六
新思想領航新時代，新目標開啟新征程。今年是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開展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旨在銘記“不忘初心”的領袖囑托，使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讓歷史使命銘記腦中。
紅色基因，承載著共產黨員的理想信仰和優良作風，是共產黨員的非凡特質和精神內核，她孕育出一個個血火錘煉的偉大精神，這些精神在一茬茬共產黨員身上生根發芽、賡續傳承、發揚光大，推動著我黨成長壯大，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如果說紅色基因是我們的精神族譜，那么對黨忠誠就是紅色基因的核心要義。回望歷史，無數革命英烈用熱血和生命，燦爛著精神星河，在紅色基因譜系上光榮地書寫下“絕對忠誠”的光輝篇章，使忠誠基因在歷經風雨洗禮之后，依然賡續綿延、歷久彌新。展望未來，我們面臨著紛繁復雜的風險考驗，必須要捍衛好忠誠基因，堅守信仰高地；我們擔負著強國興國的歷史重任，必須要傳承好忠誠家譜，跑好精神接力，讓新時代的共產黨員紅心更堅、赤膽更壯、熱血更烈，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綻放更加耀眼的時代光芒。
縱覽97年風雨歷程，我黨之所以歷經艱難而不潰散、屢經挫折而愈頑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其關鍵密碼就是厚植了紅色基因，凝聚起了強大的靈魂偉力，這才一路輝煌，基業長青。
（一）絕對忠誠是永葆性質宗旨的“精神血脈”
忠誠是一支隊伍奮進的靈魂。1937年，為了團結國民黨實行全民族抗戰，紅軍接受改編，整合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紅軍官兵雖然改了名，但是一顆紅心不改，堅決跟黨走不動搖，從沒有一支部隊因改名換裝而被國民黨滲透拉攏。新四軍軍長葉挺就是一個典型。他雖然懷揣蔣介石的委任狀，身穿國民黨的將軍服，但是一直“白皮紅心”，在黨的領導下英勇抗日。“皖南事變”中，葉挺遭到扣壓，被囚禁了5年。期間，反動派挖空心思，威逼利誘，但葉挺從來沒有屈服。蔣介石曾親自勸降，“如果你能絕對地服從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否則，你就算完了。你好好想想再答復我”。葉挺斷然回絕，“我不能這樣做，槍斃我吧”。1946年重慶談判時葉挺將軍得以出獄。出獄的第二天，他就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申請重新入黨的電報：“我已于昨晚出獄，我決定實現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97年來，一茬茬不同年代、不同出身共產黨員，像葉挺一樣傳承著忠誠族譜，始終不改初心不變質、不改宗旨不變色。在他們身上，一樣的忠誠基因，卻有不一樣的時代表達，延續了精神血脈。
（二）絕對忠誠是賡續優良傳統的“紅色火種”
河水因不停的流淌而彌新，傳統因忠誠的火種而長久。xx集團軍有一個“王杰班”，“王杰班”因戰士王杰而命名。他生前在班里每年都是優秀戰士，兩次榮立三等功，是“模范共青團員”和一級技術能手。1965年7月14日，他在幫助民兵開展訓練時，炸藥包發生意外。危急關頭，為保護在場人員安全，他撲在炸藥包上，以23歲的年輕生命詮釋了忠于黨忠于人民的無悔誓言。隨后，全軍號召向王杰同志學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兩不怕”精神。當年11月27日，國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為“王杰班”。一個王杰犧牲了，卻留下了一顆忠誠為黨的紅色火種。一代代王杰傳人，高擎這一火種，不斷續寫著一代又一代王杰式輝煌。所以說，只要一茬茬黨員對黨的忠誠丹心不變，保持紅色火種不滅，我黨的優良傳統就能歷經風雨考驗不斷流、不斷篇。
（三）絕對忠誠是實現戰無不勝的“東方魔力”
回顧黨史軍史，軍人正因為有了忠誠基因，才有了沖鋒陷陣的勇氣、一往無前的膽氣，在極端困苦、生死未卜的情況下，演繹了血戰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幕幕戰爭絕唱，繪就了“七戰七捷”“百團大戰”“百萬雄師過大江”等戰史奇篇。上甘嶺戰役中，特級英雄黃繼光舍身堵槍眼，為部隊奪取勝利開辟了通道。他犧牲10天后，班長呂慕祥再次演繹了不可思議的壯舉——多處負傷的他，拉響手雷撲向敵人地堡。整場戰斗中，拉響手榴彈、爆破筒與敵同歸于盡，舍身炸碉堡、堵槍眼的英雄，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面對這座先后投入6萬多兵力、發射炮彈190萬余發、投擲炸彈5000余枚也攻不下來的小小山頭，美軍咒罵志愿軍官兵是“用烈性酒麻醉了的瘋子”，甚至懷疑中國軍人“很可能服用了一種特殊藥物”，從而具備了“東方魔力”。藥物當然沒有，但“魔力”卻是千真萬確，這就是忠誠凝聚起的磅礴力量，使我軍橫掃千軍如卷席，不僅打敗了蔣家王朝，更是在同世界上多個國家軍人的交鋒中捍衛了祖國疆土、打出了軍威國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這一重要論述深入準確闡釋了對黨絕對忠誠的核心要義、本質特征和根本要求。然而，隨著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社會思想文化趨向多元多樣多變，社會價值呈現多向裂變，不少人出現了“偽忠誠”“亞忠誠”“小聰明”，甚至做出了違法亂紀的出格之事。
（一）“偽忠誠”
“偽忠誠”就是表面上表態對黨忠誠，但是思想上、靈魂上、行動上并不忠誠。這樣的“偽忠誠”實質是背叛，這樣的“偽忠誠”者實質是政治投機者、行動兩面派、道德偽君子，污染著政治生態，對黨的形象和事業具有巨大的危害。從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情況看，有的表態起來信仰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卻是信鬼信神；有的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決策部署，“堅決擁護”的調門唱得比誰都高，“步調一致”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但實際上做的卻是另一套；有的思想還停在“舊時代”，過去怎么干還是怎么干，不收斂不知止，刀懸頭而手不停。徐才厚就是典型的“偽忠誠”，他口頭上總是信誓旦旦地表白“永遠忠于黨熱愛黨”，結果卻是“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管干部的帶頭賣官鬻爵，講艱苦奮斗的帶頭貪圖享受”。還有令計劃，查處前還在《求是》雜志上大談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的心得體會，工作中卻把主席指示拋到腦后，極盡貪污腐敗之事。十九大以來，中紀委已經查處了1名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和29名中管干部，都是“偽忠誠”分子。
有的同志可能認為，這種“偽忠誠”主要表現在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身上，離我們很遙遠。其實，我們身邊也不乏一些苗頭和傾向，值得我們警惕。有的口頭說加強“理論武裝”，聲稱擠出時間來學習，結果卻寧可把精力花在花邊新聞和野史上，也不肯學理論、學黨史；有的表態要忠誠于黨，卻對朋友圈里的負面帖子、微信群里的消極言論不抵制，甚至跟風轉發、肆意評論；有的說起來對黨坦誠、表里如一，但是思想匯報里水分大、真話少，充斥著言不由衷的假話套話；有的面對可能的危險，眼睜睜看著犯人脫逃不敢追，遇有滾石不敢沖，看著洪水肆虐不敢上一線，面對歹徒行兇怕流血；還有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教傾向根除不徹底，私底下偷偷“戴佛掛玉”。小洞不補，大洞吃苦。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時剎車，任由發展，必會惡化升級，最終淪為郭徐那樣的不忠不誠之人。
（二）“亞忠誠”
“亞忠誠”就是對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絕對”標準有差距的忠誠，屬于純度不夠、成色不足、火候不到，沒有達到100%，夾著一些雜質和水分。“亞忠誠”看似只差那么一點，關鍵時可能就是大隱患。紅軍歷史上“第一叛將”龔楚，并不是一開始就有叛心。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百色起義等許多重要軍事行動，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三位領導者之一，在黨內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和朱德、毛澤東并列。在國民黨“圍剿”前期，他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還曾偷偷離隊跑回過老家。對此，我們黨本著寬容和挽救的心態，批評教育之后原諒了他。但他本人并沒有好好改造思想，留下了“亞忠誠”的禍根。隨著國民黨“圍剿”越來越緊迫，他最終在忠誠上打了敗仗，倒入了國民黨陣營，并帶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還企圖誘捕項英、陳毅，給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戰爭年代的“亞忠誠”是致命的，和平時期的“亞忠誠”會是“致病”的。當前，在我們身邊仍然潛伏有“亞忠誠”的病菌，稍不注意，緊要關頭就會引發“病變”。一是思想認識“半桶水”。學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一知半解，把看過了當看懂了、聽過了當記住了；有的不關心政治，認為搞好業務就行，平時觀看新聞、聆聽政策宣講時左耳進、右耳出；缺乏集體意識，看到單位建設發展中的問題，自己有好建議卻不提出來。二是落實標準“差一步”。工作只求應付不求過硬，只求比下有余，不去爭尖子；政治教育滿足于抄抄寫寫，敷衍了事，不走心、不入腦。三是對人對己“兩把尺”。“看別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盲目自信，看不到自身缺點，別人提出了好建議又愿接受；平時不注意學習他人優點，別人進步了盡說些風涼話，“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大家可能認為，這些現象和忠誠有什么關系嗎？殊不知，忠誠無小事，事事連大局。一個小小的“蟻穴”，都有可毀掉忠誠的“大堤”。因此，在對黨忠誠的問題上，一定不能含糊，要旗幟鮮明、斬釘截鐵地反對哪怕是一點點的不忠誠，做一個絕對聽黨指揮、令行禁止的忠誠衛士。
（三）“小聰明”
“小聰明”的人缺乏格局，只盯著自身利益，不從黨和國家大局考慮問題，甚至把忠誠當成一種交易。“小聰明”的人看似占到了小便宜，到最后說不定會吃大虧。
歷史上，“小聰明”的人和事也不乏其人，比如張申府。他曾是李大釗的左膀右臂、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黨內地位不可謂不高。縱觀他的一生，始終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地地道道的“小聰明”。1925年，他公開宣布脫黨，原因在于不顧團結，意氣用事。1938年，在國民黨那邊也混不下去了，就想著成立一個新黨派，于是發起成立了民主政團同盟。1948年，他又被“民盟”開除。原因就是他當時公開發表文章支持蔣介石“戡亂政策”，污蔑解放軍是“匪”。他這么做的原因很可笑：“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塊大洋的稿費，我當時真的很需要這3000塊錢。”他的夫人、黨的第一位女黨員劉清揚當即刊登離婚啟示，宣布與他一刀兩斷。可以看出，唯名是圖、唯利是圖，見風使舵、反復無常，可能一時得逞，但最終還是被人看透、為人不齒。
對照“小聰明”，在我們身邊也有以下幾種表現：一是“小圈子”。組織觀念淡薄，遇到問題不找組織找老鄉，有話不找領導找“哥們”；搞親疏遠近，抱團結伙、分類扎堆、分層結圈；民主測評有私心，投感情票、利益票。二是“小算盤”。節日期間夸大個人困難搶休假，得不到滿足就鬧情緒、撂挑子；不能正確對待崗位分工，挑單位、挑崗位、挑工作；遇有任務、集訓、考核時感覺有好處就向前沖，沒好處時就想著法子向后躲，攛掇別人上。三是“小聰明”。喜歡做些表面工作，領導在時使勁干，領導不在松一半；平時工作不努力，遇有評功評獎、入黨入學等好事時就想托關系、找門路；不踏實老實做事，喜歡做些跑跑跳跳、咋咋呼呼的工作博人眼球。“小聰明”不是小問題，任其發展，就會演變成為“亞忠誠”“偽忠誠”。對我們基層官兵來說，“小聰明”就像鞋里的沙子，阻礙著我們的長遠發展、長途跋涉。
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和人民軍隊，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浴血奮戰，實現了國家獨立；又以極大的勇氣撥亂反正，聚力發展，帶領中國邁入世界強國之林，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闊步前進。人民生活、社會面貌、軍隊建設等方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值得我們信黨、為黨、護黨、隨黨。對黨忠誠，就是要做到“一心信黨、一心為黨、一心護黨、一心隨黨”。
（一）一心信黨
一心信黨，就是要對黨理解、認同、擁護，并且是源自真情、發自內心、全心全意，決不允許三心二意、左右搖擺。
在這方面，革命老前輩中就有很多楷模，例如賀龍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南昌起義前，他是國民革命軍20軍軍長；起義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卻擔任總指揮；起義失敗后，他多次要求加入共產黨，并拒絕了蔣介石親自送來的500萬大洋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在入黨宣誓儀式上，他和黨代表有以下一段對話——“請你如實回答你的動產、不動產、現金還剩多少”“我什么都沒有了”“你的社會關系呢”“參加革命后不來往了”。假如不是一心信黨，賀龍不會在共產黨處境最艱難、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拋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與黨患難與共、對黨忠貞不渝。我們黨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賀龍一樣一心信黨的人，才一直輝煌到今天。常德市“十大新聞人物”王琪胤一輩子都在向黨靠攏，在96歲時終于加入共產黨；還有百歲軍醫蘇鴻熙，在99歲入黨；瓊崖縱隊女子連一名紅軍戰士王運梅，102歲高齡時入黨。他們始終相信黨，用了一輩子去追尋黨，這是何等的信念堅定！
信黨，就要像老前輩一樣，始終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做到風吹浪打不動搖，海枯石爛不變心。
（二）一心為黨
一心為黨就是全心全意、鞠躬盡瘁，甘于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使出全部力氣、拿出全部才干，不留一點余地。
在革命戰爭年代，有人為了黨和革命奉獻金錢，像澎湃，燒掉了家族幾千張地契團結工農，變賣了大量祖產支持革命；有人為黨犧牲親人，毛主席一家為革命犧牲6位親人，徐海東大將家族犧牲70多人，賀龍元帥宗親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和平年代，一批批熱血青年為了黨的事業，奉獻青春年華，無怨無悔。今年“春晚”上，有一位93歲的老人代表全國道德模范致新春祝福。他就是“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1958年，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元帥告訴黃旭華，國家計劃由他牽頭研制核潛艇，但是有三個條件：“時刻嚴守國家機密，不能泄露工作單位和任務；一輩子當無名英雄，隱姓埋名；進入這個領域就準備干一輩子，就算犯錯誤了，也只能留在單位里打掃衛生”。黃旭華滿口答應。他后來講：“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沒有回家。離家研制核潛艇時，我剛三十出頭，等到回家見到親人時，已經是六十多歲的白發老人了。”黃老以傾其所有的方式詮釋了絕對忠誠的人生信條，令人肅然起敬。類似的榜樣還有“兩彈元勛”鄧稼先、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黨的好干部”焦裕祿、“時代楷模”黃大年、“當代愚公”黃大發，等等。
（三）一心護黨
一心護黨，就是要維護黨的權威、愛護黨的形象，在反映黨的意志、宣傳黨的主張、弘揚黨的傳統上保持“共鳴共振”，并勇于同一切損害黨的行為作斗爭。
朱德、賀龍就是這樣一心護黨的人。長征途中，張國燾仗著人多槍多，南下另立“中央”。張國燾那時為紅軍總政委，朱德是總司令。看到張國燾分裂圖謀后，朱德多次曉以大義，耐心勸說。張國燾不僅不聽，反而軟禁了朱德，要他“支持工作”。朱德凜然說：“要殺要砍隨你；不過，我不會改變我的政治主張。”后來張國燾又煽動其他人一起對朱德施壓，在大會上逼他服軟，朱德拍案而起：“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系！”賀龍也多次勸說，罵張國燾是“人變的猴子”，并警告他：“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朱德、賀龍這樣的“護黨人”，歷史將會走向何方？
當前，真刀真槍的反叛者可能已經不見了，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看不見的硝煙，不能對“無聲的較量”掉以輕心。要看到，西方敵對勢力及其培植的“水軍”“走卒”，正打著正義之師、真相家的旗號，解構歷史、詆毀領袖、丑化英雄、抹黑傳統，推銷“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大搞所謂“社會運動”“松土工程”“推墻運動”，其險惡用心就是要割斷我們的精神命脈和紅色基因。作為共產黨員，我們必須勇于舉旗捍道，為黨發聲，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堅決守住精神“上甘嶺”，確保宗旨不移、傳統不丟、本色不褪。
（四）一心隨黨
一心隨黨，就是要心無旁騖跟著黨、矢志不渝跟著走，與黨同心同德、沐風櫛雨、百折不回，實現好黨的奮斗目標。
習總書記說，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回顧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奮斗史。比如，開國大將黃克誠的“九起九落”。他1925年加入了共產黨，是不折不扣的黨內元老。但在他60多年的生涯中，先后9次被錯誤批判、降職，險些被殺頭。面對這一切，他絲毫沒有動搖對黨的忠誠，從未對黨埋怨。但凡有一點不純粹，誰能在反反復復的沉浮與蒙冤中始終不改信仰？還有長征期間，300名紅軍戰士被誤認為“問題戰士”，但是他們一直不肯離開部隊。不給發槍不讓參加戰斗，他們就自愿挑擔子、當馬夫。給他們平反時有人認為證據還不夠，周恩來同志就說：“長征就是最好的證據，如果不是對黨百分之百的忠誠，他們絕不會跟著部隊完成長征。”
習總書記深刻指出：“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必須體現到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結合實際說來，就是要在學好理論中扎牢忠誠的“根子”，在提純思想品德中永葆忠誠的“活性”，在堅守規矩中把準忠誠的“戒尺”，用實際行動踐行對黨忠誠的錚錚誓言。
（一）強化理論武裝自覺
理論的光芒往往比太陽還要明亮，它是一切行動的啟明星。堅持以科學理論引領、用科學理論武裝，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本質特征，更是我軍的優良傳統。但是有不少同志認為理論太“高大上”，離我們很遙遠，這其實沒有正確認識理論，不明白它的實踐價值。
理論不是空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成就世界矚目，“厲害了，我的國”成為普遍共識。各國都在關注、研究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集中反映習主席治國理論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出版了20多個語種、24個版本，發行到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量近700萬冊。那些認為理論無用處的人，恰恰是因為從未好好學理論，有不少同志只是草草翻了一遍，沒有精讀細研要點要義，自然感受不到魅力所在、力量所在。
理論不是遠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著眼推進強軍興軍，針對部隊建設存在的現實問題、長遠發展存在的矛盾瓶頸，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強軍思想。這兩年，軍人依法優先、工資待遇不斷提高、互聯網進軍營等實實在在的變化，都是理論指導實踐的具體寫照。眼下的，著眼政治建軍的領導指揮體制調整，改革強軍的文職轉改政策，科技興軍的“智慧磐石”工程，依法治軍的一系列法規政策出臺，都在極大推進部隊建設，改變著我們的執勤、訓練、工作和生活。
理論不是大的。理論不僅可以拿來治國理政，更與個人成長進步密切相關。大家還記得西西瑪嗎？他是個普通的藏族農民兒子，入伍前他不會說漢語、寫漢字。但是卻憑著努力，學文化、學理論，逐漸成長為部隊學習成才標兵和全軍學習踐行黨的創新理論先進典型、全軍愛軍精武標兵。今年他又榮膺第十三屆政協委員。可以說，是學理論成就了xx。這方面典型還有“十大標兵”xx。
由此說來，理論其實很具體、很實在，就在我們身邊。當前，我們最緊要的就是學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把學原著與學解讀、通篇學與重點剖、個人學習與集體討論、傳統方法與互聯網手段結合起來，借助“六學”機制、十九大知識網上競賽等載體綜合學習，日積月累，結合實際思考，就會有所得。
（二）提純思想品德修養
一個人只有具備了基本的思想品德，才會對黨、對國家有忠誠。黨員的忠誠比一般人標準更高、要求更嚴，在思想品德上應該有更高的純度。
一要端正“三觀”。“三觀”指的是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簡單說就是一個人對世界本源、價值追求、為人處事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要堅定唯物主義觀點，學會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要立起正確的人生坐標，樹立求真務實、積極向上的人生追求，遠離不良之風影響；要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追求“真善美”，遠離“假丑惡”，在公和私、義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樂之間學會做出正確選擇。
二要凈化“三圈”。“三圈”指的是生活圈、交往圈和娛樂圈。“三圈”不是“自留地”，不能隨心所欲。要凈化“生活圈”，保持共產黨員艱苦樸素優良傳統，團結友愛，互相謙讓；要凈化“交往圈”，交往有政治，交往有要求，平時外出、休假在家、網上沖浪時要把住底線不能亂交往；要凈化“娛樂圈”，堅決遠離賭博，不沉迷游戲，不涉足不健康場所。
三要抵制“三俗”。“三俗”指的是庸俗、低俗、媚俗，長期沉湎其中，必會侵蝕理想信念、扭曲價值觀念。平時多看一些弘揚主旋律的優秀影片，多聽一些催人奮進的紅色歌曲，多參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動，多讀優秀勵志書籍，多寫人生格言、感悟體會，筑牢思想籬笆，做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
（三）嚴守政治紀律規矩
在當前持續強力正風肅紀的態勢下，每名同志都要自覺強化規矩觀念，熟知熟記政治紀律“十不準”“九個嚴禁”和“七個決不允許”等規定要求，清醒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該請示報告、哪些事可以主動作為，千萬不能無知無畏，稀里糊涂就犯了政治性問題。
一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面對歪風邪氣、反面輿論、丑化宣傳，要認清真面目，不為所動；面對社會上流傳的所謂內幕和小道消息，堅決做到不看、不聽、不信、不傳，防止“禍從口出”。
二要盯住微腐敗，當個好戰士。正風反腐落到基層，重點就是糾治微腐敗。對此，我們要對照上級紀委明確的x個方面、x個問題，認真抓好學習和查擺。黨員干部要嚴格自律，自覺做到不伸手，對照問題清單抓整改；要敢于抵制歪風邪氣，當好監督員、報告員，共同營造基層好風氣。
三要互相照鏡子，經常拉袖子。關于鏡子，唐太宗說過一句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守好政治紀律和規矩，除了自己反省努力，還需要相互間的提醒幫助。要善于利用民主生活會等載體，彼此之間多敞開心扉，不妨紅紅臉、出出汗，互相挑挑毛病、找找刺，這樣才能共同進步。
生逢其時，不負時代;天降大任，不辱使命。同志們，新時代的號角催人奮進，新時代的使命催人奮起，讓我們從忠誠基因中汲取奮力前行的磅礴力量，不畏浮云，擊水中流，書寫屬于我們這代黨員的芳華與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