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嘗試過寫作吧，借助寫作也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一篇比較優(yōu)質(zhì)的范文嗎？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yōu)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英雄主義的以英雄主義為話題英語篇一
我很愛當一個英雄，英雄是把大家解救回來，我卻是把事情用壞。
在有一次的運動會開場，我們鼓藝隊要起鼓，當做一開始，每一年都這樣，把這么大的場面給鼓藝隊，讓我好緊張。
結(jié)果我用力敲，朋友、學長和學姐都轉(zhuǎn)過來看我，沒想到是我敲錯了，剛那段已經(jīng)過了，可是好像家長會其他的同學，都沒有發(fā)現(xiàn)這一件事。
本來想當一個英雄，沒想到自己變成了一個幫倒忙的“狗熊”了。
在打球的時候很愛自己來，很少傳出去給人，大部份都自己投，也很多人都會把球傳給我，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很強。
很多次都這樣，隊友被包圍了，我快速的'跑過去，叫他把球傳給我，他當然把球給我，我一投，我心想一定進的，沒有想到球直接掉了出來，讓我有一點小抱歉，跟別人要球，卻沒進，所以我最近開始練習傳球了。
有時別人要幫忙的話，一定要去幫，可是不要像我一樣，變成了“狗熊”，要盡力的幫到最后、最好，不然不會有人幫你。
英雄主義的以英雄主義為話題英語篇二
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高中語文《短歌行》說課稿模板，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這個單元的詩歌可以說是高中學生學習詩歌的第一階段。單元內(nèi)容包括：《詩經(jīng)兩首》、《離騷》、《孔雀東南飛》、《漢魏晉詩三首》。按照詩歌發(fā)展的歷程漢魏晉五言詩這部分的教學內(nèi)容是學生在學習了《詩經(jīng)》和《離騷》的基礎上接著學習的，為以后學習唐詩打下良好的基礎。
(2)教學目標
在第一課時的時候給學生梳理《漢魏晉詩三首》(即《迢迢牽牛星》、《短歌行》、《歸園田居》)的思路及基礎知識，這節(jié)課打算從對基礎知識的掌握上升到能力的培養(yǎng)上，把曹操的《短歌行》作為一個突破點，上一節(jié)知識擴展和探究的活動課。
根據(jù)新《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我認為這節(jié)課應達到兩個教學目標：一是注重語文應用、審美、探究與遷移能力的培養(yǎng),促進學生均衡而有個性地發(fā)展;二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發(fā)揮語文課的育人功能;。
(3)教學的重點和難點
①教學重點在于：注重古體詩對學生的文化熏陶。讓學生在查找資料、進行綜合、展示表達中學體驗古體詩的情感魅力和藝術趣味;讓學生在遷移閱讀名著《三國演義》中了解個性獨特的詩人曹操。
②教師指導學生找到資料后要盡量多分析，篩選出自己需要的資料，然后圍繞主題進行綜合，在上課的時候按照什么思路來展示自己的收獲。這是教學的難點所在。
通過學生擴展探究、展示表達、遷移閱讀和交流提高的活動環(huán)節(jié)，培養(yǎng)同學們語文學習的興趣和運用語文的能力，提高他們創(chuàng)造性的審美和探究學習的綜合素養(yǎng)。
(1)依據(jù)：在學第二單元的時候，已經(jīng)試過了自己查找資料介紹名人，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經(jīng)驗，這次可以增加難度，要求學生更多的是自己的分析。
(2)目的：學習詩歌采用活動課的形式，不僅能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能培養(yǎng)他們的動手能力。
(3)選擇的教學手段：多媒體展示
(1)課前探究準備階段 (分好學習小組，6或7人/組，共8組)
在古典詩歌單元的教學結(jié)束以后，布置以下的探究活動作業(yè)：
①自選或編輯一段樂曲，進行曹操詩作《短歌行》的配樂朗誦。
②查找資料，制作ppt、flash等形式的電腦課件，介紹詩人曹操和他的詩歌作品。
③查找關于“曹操”的故事，課下相互交流。
(以上作業(yè)要求學生在一星期內(nèi)獨立完成，也可另外自選形式)
此環(huán)節(jié)設計目的：通過探究活動鞏固課內(nèi)學習的知識，發(fā)揮同學們的個性優(yōu)勢，擴展課外知識能力的同時，形成獨特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
(2)課內(nèi)展示表達和比較閱讀階段
步驟一：教師在音樂聲中導入
①導語設計：毛澤東在《沁園春.雪》說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詩中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些都是在中國歷史中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但是歷史上還有一個人可以站在這樣的高度與他們相提并論，這個人就是魏武帝曹操。
②歌聲漸稀，教師點明主題：這是一節(jié)知識擴展和探究的活動課，需要同學們的積極思考和參與。(這節(jié)展示課的目的和意義)
③由兩位學生主持展開
步驟二：課內(nèi)展示(分兩部分展示，基本上由學生組織完成)
第一部分：
①學生展示曹操詩作《短歌行》的配樂朗誦(抽查一到兩個組)
②教師簡單歸納小結(jié)，并播放《短歌行》的名人朗誦，讓學生從中找出差距。
第二部分：
①按照自己的理解介紹曹操和他的詩歌作品。(抽查一到兩個組)
②教師歸納小結(jié)，對同學們的探究活動過程和作品做啟發(fā)性的點評。
步驟三：比較閱讀
①節(jié)選《三國演義》中能表現(xiàn)曹操鮮明個性的章節(jié)(分發(fā)給學生)，讓學生進行個性化的點評。老師不作統(tǒng)一的答案，而是鼓勵學生對人物形象的分析形成自己的獨立見解。
②播放簡短的有關曹操的影視片，加深學生對這個人物的印象。
③教師總結(jié)，并提出思考題作為作業(yè)：曹操的文才在歷史上素有爭議，人們對他是褒貶不一的，你對他又有什么看法，查找相關的資料后寫成一篇評論的文章。
三步驟設計的目的：通過課堂互動的形式，提供更多參與學習的機會，讓學生真正變成學習的主人;在學生展示、點評的分析和表達過程中，培養(yǎng)運用語文的能力和張揚個性化的語文學習。
(3)課后交流提高階段
課后交流以針對作品和個人評出以下獎項的活動形式展開：
?最具個性創(chuàng)意獎
?最具配樂完美獎
?最具詩人氣質(zhì)獎
?最具演講口才獎
此環(huán)節(jié)設計目的：為了使課后交流學習提高不流于口頭形式，讓沒能出來展示作品的同學也有機會參與交流學習和提高，他們可以不斷完善自己的作品，利用課余時間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給同學們觀看，爭取更多的選票。教師也可以根據(jù)他們評選出來的結(jié)果了解到自己的教學效果。(教學反饋)
英雄主義的以英雄主義為話題英語篇三
;《羅布泊的孩子》這部長篇小說，是近些年來少見的高揚英雄主義主旋律的少兒文學作品，也是對于近年來兒童文學過于追求“娛樂性”的一種反撥，它充滿激情的敘述，把小讀者帶回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歲月。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力尚弱，百廢待興，而帝國主義覬覦之心蠢蠢欲動，于是，有那么一批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年輕科研人員，懷著報效祖國的理想和一腔青春的熱血，在黨和國家的召喚下，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優(yōu)越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從祖國各地（甚至從海外歸國）奔赴祖國的大西北，走進大漠深處被稱為“死亡之海”的地方，隱姓埋名一輩子，用畢生的精力和心血為國家研制“兩彈一星”，“為了祖國的核事業(yè)，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今天的孩子們應該了解和記住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把強國的夢想一代一代傳遞下去，這就是《羅布泊的孩子》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
《羅布泊的孩子》中，作者著力塑造了兩代人的群像。以“我爸爸”、“我媽媽”、“大皮靴伯伯”、“鄭叔叔”、“戴阿姨”等為代表的第一代“羅布泊人”，他們畢業(yè)于中外名牌大學，都是年輕有為的科學才俊，作者描寫他們像紅柳一樣在荒無人煙的沙漠中扎下根，像紅山一樣屹立在“死亡之海”中。他們經(jīng)受了今天的孩子們難以想象的艱辛，住在四面漏風的帳篷里，喝著苦澀的河水，用最簡陋的工具，在與天斗的同時還不得不與人斗，忍受物質(zhì)與精神的雙重磨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小說中用含蓄的文字描述了幾位年輕的烈士令人動容的犧牲情景：科學工作者李光為救“我爸爸”被暴風刮倒的鐵架砸死，戰(zhàn)士四喜子被雪崩掩埋，戰(zhàn)士孫來燕被最后一枚啞炮炸成碎片……而這些默默無聞的科學家們卻依然堅守理想、永不妥協(xié)，終于迎來勝利的蘑菇云。羅布泊的英雄們，為了國家的核事業(yè)奉獻了一生，是共和國當之無愧的功臣和忠誠兒女。作者筆下的“羅布泊的孩子”們，則像沙漠中的芨芨草一樣充滿生命的韌性和自由自在的野性，他們?yōu)椤八劳鲋！睅頍o限的生機和歡樂，他們是國家核事業(yè)的見證人，是第一代“羅布泊人”生命和事業(yè)的延續(xù)，他們的歷史使命之一就是把父輩的英雄事跡和精神氣質(zhì)傳遞下去。
為了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作家徐魯幾度親赴羅布泊，深入馬蘭基地、紅山核試驗研究所，以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現(xiàn)場，采訪了許多親歷過核試驗的科學家，以及在馬蘭基地小學、中學里長大的孩子們，收集了大量寶貴的資料。作為一位詩人，徐魯將他在采訪中被激發(fā)出來的強烈情感，通過詩一樣的語言傾注到小說中，字里行間回蕩著歷史的回聲。
作為一位資深詩人的小說作品，《羅布泊的孩子》中穿插了許多情感激越的、具有特定時代感的詩歌，包括散文詩、歌詞等等，用一種打上作者本人烙印的敘述風格，將讀者帶回那個特定的歷史氛圍中。譬如，小說第二章，女大學生唐韻在火車上朗誦賀敬之的長詩《西去列車的窗口》，一下子將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年輕人立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熱血情懷烘托得淋漓盡致。再如，小說中數(shù)次出現(xiàn)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詠嘆調(diào)《今夜無人入眠》的歌詞，這是為了襯托鄭凱與雷雨晴這一對海歸戀人的忠貞愛情，在最艱難的日子里，他們?nèi)韵噘嗽谝黄饍A聽意大利歌劇詠嘆調(diào)《今夜無人入眠》，表現(xiàn)了這一代人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相關熱詞搜索：;英雄主義的以英雄主義為話題英語篇四
英雄主義是巴別爾所處那個時代蘇聯(lián)官方意識形態(tài)宣傳中最頻繁出現(xiàn)的革命話語之一。既然是官方的、革命的，它的完美性、凝固性特征就至為突出，往往閃爍著神圣耀眼的光環(huán)，不容許任何質(zhì)疑與褻瀆。正因此，當1924年巴別爾的騎兵軍系列小說在《紅色處女地》、《列夫》、《俄羅斯現(xiàn)代人》等雜志上發(fā)表后，即招來原第一騎兵軍軍長布瓊尼的尖銳批評。他認為，巴別爾的騎兵軍小說描寫的不是騎兵軍，而是馬赫諾匪幫。他的藝術虛構(gòu)是對騎兵英雄的污蔑誹謗，巴別爾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小說作者使用騎兵軍這樣響亮的名字，目的顯然是要唬人，使讀者們相信過時的謊言，即我們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無恥的篡權者搞出來的……腐朽變質(zhì)的舊知識分子是骯臟的和淫蕩的，其代表人物庫普林等跑到了街壘的另一邊，而不知是出于膽怯還是偶然情況下留下的巴別爾，卻向我們津津樂道地散布透過他暴虐和變質(zhì)的棱鏡折射出的陳舊不堪的囈語”。由于布瓊尼批評的政治火藥味異常濃厚，使得巴別爾的文學導師高爾基不得不為自己心愛的弟子辯護：“布瓊尼本人不僅喜歡美化自己的戰(zhàn)士與外表，而且還喜歡美化馬匹。巴別爾美化了騎兵軍戰(zhàn)士的內(nèi)心，而且在我看來，要比果戈理對扎波羅熱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實。人在很多方面還是野獸，而同時是人——在文化上——還是少年……”(火明1991：87)。雖然高爾基的辯護顯得不是那么有力，但他還是能夠最大程度地跳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從更高更純的文學的人性角度來評價《騎兵軍》。而布瓊尼與大多數(shù)庸眾一樣，以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用政治第一的標準評價文學作品。現(xiàn)實的可悲就在于，后者的力量強大、無情，所以即使有高爾基的辯護，也未能最終挽救巴別爾的生命，他于1940年被政治處決。
巴別爾在《騎兵軍》中以新的藝術主題顛覆了讀者期待中的戰(zhàn)爭英雄。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銳利無情之筆徹底瓦解了蘇聯(lián)官方話語中英雄主義的固有內(nèi)涵，同時也為他帶來了人生厄運。這種顛覆，并非以淺陋的赤裸裸的批判形式來完成，巴別爾的知識分子角色使他在審視作為自己身處其中并深深了解的騎兵軍戰(zhàn)士時，其人道主義的揭示與人性的解剖就絕不會是單一、片面的，否則就失去了文學應有的深度與詩意，就淪為政治宣傳品，因而也就不可能獲得高爾基等諸位大師的高度贊許，也不會在之后的歲月中征服西方文壇。
通過深度閱讀，有理由相信，反諷與直觀是巴別爾瓦解蘇聯(lián)官方英雄主義命題的秘密武器。在《騎兵軍》短篇小說系列中，巴別爾的此種天才被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反諷與直觀的形式變幻多姿，其內(nèi)蘊復雜深厚，完全越出了單純文學技巧的范疇，正如韓少功所言，“大道無形，無文亦遠，他已經(jīng)不需要形式，或者說是沒有形式的形式，渾然天成——這也許是文學史上的罕見特例。因為他血管里已經(jīng)奔騰著世紀陣痛時期的高峰感受，隨便灑出一兩滴都能奪人魂魄。他不是一個作家，只是一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靈魂速記員和靈魂報告人，技巧與方法即使顧得上，也顯得有些多余”(韓少功2009：67)。他的技巧與方法已經(jīng)微不足道，相對于所要表達的東西，藝術的奇特與華麗退居次要地位，那些與我們期待迥然不同的英雄主義命題令讀者心緒奔騰，激發(fā)起一種強烈的審美效應。
反諷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術語中幾乎成為陳詞濫調(diào)，對它的理解已經(jīng)平庸化，而且在作家們的手中完全失去了原初創(chuàng)造時具有的藝術震撼力。巴別爾卻是例外中的例外，他的反諷已經(jīng)融于血液，他對英法文學的敏銳感覺與猶太傳統(tǒng)的深厚積淀，再加上血火之中的洗禮，三者結(jié)合使他的反諷基本已脫離其表層意義，與文學主題合而為一。巴別爾富于小說天才，他的戰(zhàn)斗生活是多變新鮮的，所以在對英雄主義的重新審視中，反諷手法運用得變化多端：或俏皮，或尖銳，或憂郁，仿若多聲部的合奏，指向同一維度，而聽者的體驗卻遷流變幻。
《我的第一只鵝》中，“我”為了融入哥薩克群體，在尊嚴上得到他們承認，采取一種極為可笑的行為來表現(xiàn)自我：“我回過頭去，看到不遠處，撂著一把別人的馬刀。有只端莊的鵝正在院里一邊踱著方步，一邊安詳?shù)厥崂碇鹈Ｎ乙粋€箭步竄上前去，把鵝踩倒在地，鵝頭在我靴子下咔嚓一聲碎了，里邊東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鵝頸橫在糞便里，死鵝的翅膀還在撲棱”(伊薩克·巴別爾2004)。
馬刀用來斬殺敵人，是隨時準備揮舞于疆場的，而這里鋒銳逼人的馬刀與安詳柔弱的鵝形成鮮明反差，此種貌似勇武的行為顯得俏皮荒謬，宛如兒童的游戲。更荒謬的是，那群勇猛彪悍的哥薩克竟然認同了此種無聊的舉動，而且接納了柳托夫。同情與憐憫、人道與愛心在尚武血腥的戰(zhàn)爭中已蕩然無存，英雄失去了扶弱濟貧、嫉惡如仇的傳統(tǒng)意義，以非常規(guī)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打住，當這群如狼似虎的軍人消滅掉美味的鵝肉以后，作者又用了這樣的筆觸強化心理感受：‘‘夜晚用它蒼茫的被單將我裹在提神醒腦的濕潤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發(fā)燙的額頭之上”。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戰(zhàn)爭中，對英雄主義的評判，缺少了耀眼的神圣光環(huán)，再也沒有人道主義的繁瑣內(nèi)容，戰(zhàn)士在血腥的現(xiàn)實中只承認血腥的法則。“我”在此境遇中不得不遵循這一法則，知識分子的天然本能又使“我”不能夠心安理得，因為那畢竟不是“我”理想中的價值。
“在烏云密布的天空的背景下，有個身穿橙黃色袍子的大胡子，正赤著腳在奔跑，他的嘴撕裂了開采，淌著鮮血。這時我們的耳際似乎猛地想起嘶啞的嚎叫，只見仇恨正在追逐著這個穿長袍的人，而且追上了他。他伸出彎成了弧形的手臂，擋住撲面而來的打擊，紫紅色的鮮血從他手上汩汩地流出來。站在我身旁的一個哥薩克半大小子，見狀一聲劇叫，低下頭，拔腿就逃，其實根本用不著逃，因為壁龕里的塑像不過是耶穌基督——這是我一生中見過的主的塑像中最尋常不過的一尊”(伊薩克·巴別爾2004：197)。
一名哥薩克士兵竟然面對著基督塑像撕裂了老人的轉(zhuǎn)嘴，釘穿了老人的腳。顯然，最后一句才是最有力的，等于批判了以上一系列的殘暴行為。戰(zhàn)士的勇力本應施之于疆場，此刻卻施之于無助的猶太老人。作者在這里以耶穌與暴行相對，反諷意味異常濃厚，批判異常尖銳。有論者認為巴別爾沒有公然的譴責，是巴別爾基于當時蘇聯(lián)的官方語境而采取的一種迂回策略。對此，筆者不能茍同。如果為了避開國家意識的糾纏，索性徹底隱藏才更加有效，而事實上他的所謂策略也未能使自己免于疾風暴雨似的攻擊，最終死于非命。因此，可以找到的合理解釋是，巴別爾本人鐘情于這種藝術方式，正好是他表現(xiàn)自己觀察所得與自己生命感悟的最佳形式。他的小說家身份、他的詩人氣質(zhì)，都不允許他采用別的露骨的更趨辛辣的政論似的形式。愛倫堡曾說，“巴別爾與從果戈理到高爾基的所有俄國偉大作家的相似之處是人道主義，努力捍衛(wèi)人，保護人的歡樂、希望，短暫而一去不復返的生命”(愛倫堡1991：135)。他的戰(zhàn)士情結(jié)和知識分子本色，不允許他把暴虐的士兵描繪成一個流氓惡棍，只能是把他們拉下英雄的神壇。
“‘你們熱乎去吧’，舍弗列夫嘟噥說，‘瞧!他在追趕十四師………
“列夫卡在樹叢里發(fā)出戀戀宰率的聲音，喘著粗氣。霧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漂泊，像是在行乞。遠處的炮火聲在空中回蕩。針茅草在不安的大地上沙沙作響，八月的星星墜落到草叢中。”(伊薩克·巴別爾2004)
“你們熱乎去吧”，“瞧!他在追趕十四師”，在男女交歡的尷尬境地猛然插入團長簡短的自言自語，真是天才手筆。沒有謾罵，沒有憤懣，平靜的口吻飽含黑色幽默，卻讓讀者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對茍合男女的無聲諷刺和團長深藏的痛苦與無奈。他連阻止馬車夫與妻子通奸這樣的小事也無能為力了。此刻，誰還能夠感受到英雄的昔日威風。誰能不為英雄的末路而悲嘆?之后，作者明確告訴我們，這個事件就發(fā)生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就在這一瞬間，密集的炮彈多聲部地飛瀉到大地上”。緊張的戰(zhàn)斗與肆意的肉欲之歡產(chǎn)生一種張力，我們在這種張力中真切感受到英雄作為凡人的卑瑣無助。
如果在反諷中還能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那種發(fā)自本能的人道主義情結(jié)，那么更多時候，他在表現(xiàn)這些英雄們時，只用最客觀冷靜的語言，為讀者展現(xiàn)的往往是一個完全客觀化的世界。巴別爾被稱為自然主義作家，就在于他創(chuàng)作時最大限度地隱藏自己，像福樓拜那樣，消失在敘述的背后。此時，巴別爾完全作為一個局外人、一個觀察者，最大限度地把易于引起心靈震動的一些東西簡潔明快地呈現(xiàn)出來，有時甚至是冷酷。正如他自己在日記中所述，“應該深入到戰(zhàn)士的內(nèi)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驚，這些有原則的野獸”(伊薩克·巴別爾2005：213)。巴別爾正是以一種巨大的天才強抑自身洶涌的激情，以一個隱蔽的客觀敘述者記錄下英雄們的另一面。他的直觀藝術表現(xiàn)有兩種敘述方式：一種是第三人稱敘述，作者客觀記錄下人物的外在表現(xiàn)，通過某種極端的不協(xié)調(diào)顯示意義;另一種是第一人稱敘述，由主人公自己訴說、解釋前后矛盾的行為，其內(nèi)心世界和盤托出，作者沒有一絲評判。
讀者無法窺透他的內(nèi)心，作者也不能，也許就連普里紹帕自己也無法測知心靈的深淵。這里，作者的第一印象絕非虛構(gòu)，也非故作狡獪。好吹牛的患有梅毒的破爛貨，這就是現(xiàn)在普里紹帕的精神狀態(tài)，恐怕以后也是。然而誰又能把懦弱的廢物和兇殘的復仇者聯(lián)系在一起呢?暴行之后的沉醉絕望又是一個層次，三重印象速描跌宕變幻，構(gòu)筑起人物的立體肖像。這里，我們固有的道德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墮落小人與強悍軍人、血腥復仇者與快意英雄、瘋狂殺戮與失意悲愁不可思議地攪在一起，怎么才能夠剔出里面的真正的英雄主義精髓呢?也許永遠不行，永遠糾纏不清，而在這一刻，官方意識形態(tài)中完美英雄主義的光環(huán)破滅了，讀者被牽進普里紹帕的命運，同他一起醉酒失落，一起哭泣茫然。
在這一篇中，人物形象先是非英雄，一變而為血腥冷酷的英雄，再變而為多情多愁的英雄，幾種質(zhì)素統(tǒng)一于一人身上，復雜極了。完成這一過程，巴別爾沒有語言上的大肆鋪張，只在千字之中凝縮閃爍;也沒有主觀的議論提示，只有平靜的敘述。他自己講，“在歌德給艾克曼的一封信中，我偶然讀到了短篇小說風格的定義，我感覺比任何其它定義都貼切自然……托爾斯泰以此來一分一秒的描寫他身邊發(fā)生的故事……但很顯然我僅僅會以此來描寫一天24小時中最有趣的五分鐘”(亞·宙克沃斯基2004：79)。這既是他的冷靜的直觀方式、精心的選擇、很重的用筆、粗硬的線條淹沒了敘述者主觀的情感意志，也重新詮釋了英雄主義。
另一篇名作《鹽》，則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展現(xiàn)了英雄們的另一個世界。敘述者“我”(巴爾馬紹夫)坐在列車上，痛恨著那些搭車的私鹽女販子，認為她們破壞著革命的共同事業(yè)，挖革命的墻角。當一名懷抱小孩的婦女向“我”提出搭乘火車的懇求時，出于側(cè)隱之心，“我”在征得戰(zhàn)友們的同意后，讓她上車，并阻止了戰(zhàn)友們試圖非禮的要求。
“我”把她比作跳蚤、反革命，憤怒之下把她扔下了列車，看到她依然安然無恙，憤怒到極點。在哥薩克們的建議下，“于是我從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這篇小說中，巴爾馬紹夫的前后行為反差非常之大，也非常真誠，他的邏輯是，對于抱小孩婦人的尊重是她們的特殊優(yōu)待，對于年輕姑娘的輪奸行為也不存在道德方面的問題，盡管他也為她們的痛苦而痛苦。然而一旦發(fā)現(xiàn)婦人欺騙了他，他甚至憤怒到要與婦人同歸于盡，非常態(tài)地表現(xiàn)了他對于革命事業(yè)的忠誠。革命的目的是要拯救全體的受苦的人民，那位婦人也是其中的一員，她販私鹽也是生活所迫，可是巴爾馬紹夫和他的哥薩克兄弟們卻不會如此理解，這些戰(zhàn)士、英雄，他們的內(nèi)心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扭曲，戰(zhàn)爭使得他們的價值觀已經(jīng)變異。第一人稱的敘述直截了當?shù)赝蝗说礁缢_克戰(zhàn)士的內(nèi)心，作者雖然沒有評論，卻足以顛覆我們對于英雄戰(zhàn)士內(nèi)涵的狹隘認知。
實際上，把革命主義和英雄主義作為一極，猶太主義和知識分子作為另一極，就簡化為官方的英雄主義價值觀與人道主義的人文傳統(tǒng)之間的沖突，巴特爾正是憑借深度反諷與冷漠直觀的藝術形態(tài)實現(xiàn)這種對抗的。有論者指出，巴別爾是以對暴力的雙重情緒——迷戀與抗拒來揮舞手中的文學之劍的，他對英雄主義的瓦解在抗拒中進行，而迷戀的情結(jié)卻使得這種瓦解的方式表現(xiàn)得如此特別。
英雄主義的以英雄主義為話題英語篇五
;“盡管愛沙尼亞人從來沒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民族，但他們的生命還是置身于具有英雄主義氣概的墳墓之間，空氣中彌漫著已然萎蔫、充滿悲劇感的花環(huán)散發(fā)出的誘人香氣，一條小徑在一個個英雄民族之間蜿蜒穿行。 左邊躺著俄羅斯人，即使在墓穴里，犧牲者胸口的傷疤都裂開著；右邊躺著德國人，在他們炸傷的眼睛里流露出現(xiàn)實主義理想與使命感；在墓地的一角躺著芬蘭人，在墓道之間，他們的手還握著挑戰(zhàn)的匕首；再往里，安息著幾位瑞典的人道主義者，一個越來越不折中、永遠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王國；在幾位波蘭人塌陷的胸膛里，響著輕揚的波洛涅茲舞曲；還有幾個猶太人，他們是無可爭議的殉難者，因此也是英雄……”這是愛沙尼亞文史學家、小說家簡·安杜斯克（jaan undusk）在他風格獨特的“散文小說”——《嚼在牙齒下的礫石》（nagu kivikild hamba all）的開篇寫下的話，將愛沙尼亞人（愛沙尼亞文學）千年以來的悲哀的歷史縮影在一個充滿英雄主義氛圍的墓園里。
的確，回顧愛沙尼亞——這個位于東北歐波羅的海岸的小民族歷史，充滿了“迫不得已”的英雄主義悲劇：愛沙尼亞人早在公元十三世紀初就被丹麥和日耳曼的基督教騎士團征服，先后淪入丹麥、瑞典、波蘭之手，最終被俄國兼并。
歷史即文化，在這場劫難中，幸存的愛沙尼亞知識分子所剩無幾。在蘇聯(lián)統(tǒng)治期間，如果說愛沙尼亞文學一息尚存，也多是指漂泊西方的流亡文學。即便在境內(nèi)出現(xiàn)了以簡·克洛斯（jaan kross）為代表的本土作家，但他們的命運大多相同——被冠以“進行納粹活動”、“判國投敵”等罪名關進監(jiān)牢，流放到西伯利亞。更可悲的是，就連一心效忠蘇聯(lián)的著名詩人約翰奈斯·瓦列斯-巴巴魯斯（johannes vares-barbarus）和約翰奈斯·塞佩爾（johannes semper），雖曾官運亨通，分別擔任了蘇聯(lián)-愛沙尼亞總理和文化部長，最后還是沒能在斯大林“肅反”的槍口下僥幸逃生。其他的作家不是作品被禁，就是保持沉默，統(tǒng)治者試圖在愛沙尼亞人的記憶里抹掉愛沙尼亞的歷史。
選擇逃亡的愛沙尼亞人一部分通過水路偷渡逃到芬蘭、瑞典，另一部分通過陸路逃到德國，并先后在瑞典（兩萬人）、加拿大（一萬人）、德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地組成了人數(shù)眾多的愛沙尼亞流亡組織，流亡文學也應運而生，在瑞典成立了以20世紀最杰出的愛沙尼亞詩人馬里哀·安德爾（marie under）、小說家卡爾·里斯蒂基維（karl ristikivi）、古斯塔夫·蘇伊茨（gustav suits）等為核心的“愛沙尼亞流亡作家協(xié)會”、“愛沙尼亞流亡者筆會俱樂部”以及出版社……如果說，在蘇聯(lián)統(tǒng)治期間愛沙尼亞的境內(nèi)文學是“無形文學”的話，那么境外出版的愛沙尼亞作家作品則是“有形文學”。詩人亨利克·維斯納普（herik visnapuu）則將愛沙尼亞文學的種子形單影只地帶到了美國。
介紹20世紀愛沙尼亞文學，最值得推介的當是大師級人物——簡·克洛斯。簡·克洛斯于1920年生于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大學期間學習法律，二戰(zhàn)期間先后蹲過德國人和蘇聯(lián)人的監(jiān)獄，24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得以返鄉(xiāng)。70-80年代，他創(chuàng)作了由四部書組成的文學巨著《三次瘟疫之間》（kolme katku vahel），通過一位塔林神甫的一生刻畫了愛沙尼亞人坎坷的歷史和無奈的命運。1978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沙皇的瘋子》（keisri hull）問世，立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奠定了他在國際文壇的地位。小說描寫了一位愛沙尼亞出身的沙皇宮廷衛(wèi)隊副官，即便在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之時，也敢于面對軟禁、坐牢和被宣布瘋癲的威脅揭露沙皇的謊言。1998年的小說《飛向縱深》，描寫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愛沙尼亞歷史。半個多世紀以來，簡·克洛斯創(chuàng)作了大量小說、散文，讓愛沙尼亞人記住自己的歷史，2003年，83歲的老人出版了回憶錄《親愛的旅伴》（kallid kaasteelised）。毫無疑問，簡·克洛斯是戰(zhàn)后愛沙尼亞文學的最高峰，他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1991年8月20日，在蘇聯(lián)發(fā)生“8·19政變”后第二天，愛沙尼亞脫離蘇聯(lián)，宣布恢復獨立，一個月后被聯(lián)合國接納為成員國。1994年俄羅斯軍隊從愛沙尼亞全部撤軍，獨立后的愛沙尼亞開始了政治、經(jīng)濟改革，文學也從蘇聯(lián)的管制下解放出來，一度繁榮。2004年3月，愛沙尼亞加入北約，5月加入歐盟，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高居歐盟前列。但是開放的市場和物欲的沖擊，為愛沙尼亞文學帶來了自由后的危機：讀者群萎縮，價值觀改變，年輕作者對西方文化追逐，劇痛之后，試圖逃出歷史沉痛的陰影。
90年代后的愛沙尼亞文壇，一部分作家繼續(xù)堅持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另一部分則另辟蹊徑，熱衷于“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風格的實驗文學。進入21世紀，新涌現(xiàn)的一群年輕作家又為愛沙尼亞文學注入了超現(xiàn)實主義的怪誕元素，他們試圖逃離簡·克洛斯雄渾謳歌的“英雄主義墓園”，嘗試讓作品具有“世界音樂”般的世界性，強調(diào)閱讀的快感，用機智的文字提供消遣性的閱讀享受。銘記歷史和逃離歷史，使當代愛沙尼亞文學成為一個外人看不懂的矛盾兩面體。在這里，我選譯的是三位頗具代表性的當代愛沙尼亞作家的三篇小說，配合我對愛沙尼亞歷史與文學的簡單回顧，幫助中國讀者了解尚且陌生的愛沙尼亞文學。
《洛可可女人》（rokokoo daam）出自作家、記者、文學評論家馬伊穆·貝爾格（maimu berg）之手，是一部筆觸細膩、險象環(huán)生的懸念小說。作者1945年生于塔林，1994年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我愛俄羅斯》（ma armastasin venelast）獲得成功，先后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此外，他的代表作還有小說集《走了》（on linud，1991年）和《我，流行雜志撰稿人》（mina moeajakirjanik，1996年）。
女詩人、小說家艾娃·帕克（eeva park）1950年出生于塔林，1994年獲得圖格拉斯（tuglas）文學獎。她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說集《記著大象的男人》（mees,kes m letas elevante，1996年）和《快樂椅的門票》（pse karussellile，2000年）。艾娃還是一位手藝不凡的工藝美術師，主要精于瓷器彩繪。小說《偶然》（juhuslik）通過一位年輕女性的偶然搭車，生動刻畫出現(xiàn)代人既渴望溝通、又彼此拒絕的孤獨心理。
劇作家、小說家安德魯斯·基維拉克（andrus kivirhk）是最有影響的“70后”，他的小說繼承了愛沙尼亞民間文學的傳統(tǒng)，充滿了神秘、怪誕的童話元素。在他的作品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些因與野蠻的資本社會相抗衡而陷入滑稽可笑的超現(xiàn)實境地的市民英雄，刻畫了獨立后重返歐洲的愛沙尼亞人亦喜亦憂的矛盾心理。他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說集《蜂蜜面包》（pagari piparkook，1999年）和長篇小說《魔鬼時光》（rehepapp，2000年）。同時，安德魯斯還是戲劇界的先鋒，1997年他創(chuàng)作的超現(xiàn)實主義喜劇《散步在彩虹之上》（jalutuskik vikerkaarel）已經(jīng)成了愛沙尼亞當代戲劇的經(jīng)典。《值夜班》（aasta esimene ）選自他的小說集，借助于一個中學生和一個老教授在病人嘴里的荒誕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了脆弱個體對于人類歷史的關切、震驚、無奈與嘆息。在他的作品里，雖然經(jīng)常能夠看到歷史和社會的投影，但已經(jīng)找不到簡·克洛斯小說中一意孤行的英雄主義精神。安德魯斯·基維拉克代表的愛沙尼亞新潮小說究竟具有多大的生命力？這個問題自然要由時間答復，至少，它反映了當代愛沙尼亞人的另一個心理側(cè)面。
從不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曾經(jīng)英雄——愛沙尼亞人的歷史如此，他們的文學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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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看到他的遺體時，依然保持著救人的姿勢：嘴巴微張，牙齒緊咬，雙手向前環(huán)抱，一副死命要將人往上托舉的樣子……人們很難想象，他和這名落水女子非親非故，竟然如此奮不顧身地去救人，直到用盡全身的力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所有的人竟都不知他的名字。
至死保持救人姿勢
“當時，這名男子的手還在這名落水女子的身上，仍然保持著救人的姿勢，一直沒有離開。”福州市公安局倉山分局水上派出所民警唐慶泉告訴記者，6月19日凌晨接到報警稱，金山大橋橋北有兩人溺水，后立即動用110快艇進行水上搜救，但沒有找到人，清晨5點多，發(fā)現(xiàn)了兩具遺體。
“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在最后，還是保持著這個托舉姿勢。”花旭帶著記者來到事發(fā)地講述當晚發(fā)生的故事，眼睛紅紅的。
記者在水上派出所看到了6月19日凌晨2時25分落水女子同事江燁的筆錄。江燁稱，救人男子和這名落水女子并不認識，只是當時聽到呼救聲后，立即跳下水去救人，后來兩個人都被淹沒在了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