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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一

題目：法學本科實踐教學與法律職業契合探討。

摘要:法學本科實踐教學活動對于提高法學本科畢業生的職業能力至關重要，應當從教學理念、實踐課程體系、評價體系、經費支持、師資隊伍五個方面分析地方高校法學本科實踐教學與職業培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尋求法學本科實踐教學與法律職業的契合途徑。

關鍵詞:法學實踐教學;法律職業;契合模式;卓越法律人才培養。

一、地方高校法學本科實踐教學與職業培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地方高校法學本科實踐教學的現狀。

(二)地方高校法學本科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

二、法學本科實踐教學與法律職業的契合途徑。

(一)積極探討實踐教學和法律職業銜接的基本理論。

(二)構建科學的法學實踐教學課程體系。

(三)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

(四)構建法學“雙師型”教師隊伍。

參考文獻:。

[1]祖彤.論法律職業與高校法學教育的契合[j].教育探索，，(10).

[2]李娜，薛然巍.完善法學本科實踐教學的若干建議[j].教育探索，，(8).

[3]楊積堂.應用型法律職業人才培養與法學實踐教學的探索與創新[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7).

[4]楊佶，張玲.我國法學實踐教學中法律職業培養的探索[j].教育教學論壇，，(35).

[5]廖柏明.法學實踐教學與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探討[j].教育與職業，，(36).

法律畢業論文提綱模板【2】。

題目：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探析。

一、法學教育對法律職業的影響。

二、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現狀存在的問題。

三、我國法學教育及法律職業現狀的反思。

參考文獻：

[1]孫曉樓著.《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版.

[2]沈忠俊.《司法道德新論》.法律出版社,版.[3]張文顯.《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出版.

胎兒權利民法保護探討【3】。

摘要:隨著我們國家法治社會建設目標的提出，構建法治國家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民法作為我們國家對民事問題處理和解決的基本依據是開展依法治國的重要法律文件，胎兒作為每個自然人生命的開端，同時也是必經階段，對胎兒合法權利的保護是民法的責任，本文主要就是針對胎兒權利的民法保護展開的詳細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對于更好地保障我們國家胎兒的合法權利，保護胎兒的生命安全有所幫助。

關鍵詞:胎兒權利;民法保護;法治社會。

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上總是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侵害胎兒生命安全的事件，這樣的事件的出現不僅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程度，更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從法律的角度來講胎兒和自然人一樣也受法律保護，也有相應的法律權利，但是縱觀我們國家的民法中關于胎兒合法權利政策的制定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根據我們國家的實際需要制定符合我們國家法治社會建設的胎兒權利保護法律是我們國家民法相關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標。

一、胎兒權利概述。

(一)胎兒權利的法律概念。

胎兒權利的法律概念的確定是依法保護胎兒合法權利的第一步，同時也是民法維護胎兒合法權利的基礎。

從醫學的角度來說，胎兒是指從女子妊娠之日起形成的.整個過程。

而生物學家則把胚胎形成然后逐漸形變為胎兒之后的時期稱為是胎兒。

法律上對胎兒含義雖然沒有明確的認定，但是也沒有否定這兩種說法中的任何一種。

在民法中關于胎兒的定義是指具有社會性質和社會權利的正在母體中孕育著的人的個體，這樣的胎兒權利的法律定義有兩層含義，一方面胎兒具有社會性質，已經屬于社會中的一份子，應當受到法律保護，另一方面胎兒在母體中和母體一樣受到法律保護，明確胎兒權利的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合法、公平地維護胎兒的合法權利。

(二)胎兒的人格概述。

胎兒的人格在法律意義上來講是指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民事權利是作為合法公民的基本權利，盡管胎兒仍然存在于母體中，沒有實際的實踐能力，但是社會上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民事實踐牽涉到胎兒的民事權利，比如繼承、遺贈、在母體中受傷害等，在這樣的背景下胎兒就被社會和法律賦予了民事責任和能力。

胎兒的人格的形成是胎兒具有法律權利的根本，也是胎兒法律權利得以實施和保障的基礎。

我們國家的民法關于胎兒的人格的確定盡管沒有明確的指示，但是在各項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已經默認了胎兒人格的存在。

總的來說胎兒的人格與胎兒權利保障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只要明確了這一點胎兒權利才會得到更好地保障。

(三)各國對胎兒權利法律保護的實踐。

胎兒是國家、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同時也是我們國家法律重要保護對象，因此關于胎兒權利的保護各國在立法方面都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

我國《民法通則》第9條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按照這一規定，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只能從出生時開始起算。

以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尤為重視對胎兒的權利保護，而且這些國家的胎兒權利保護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完善，他們最重視的就是如果胎兒在母體的孕育過程中受到傷害時有權利在出生之后得到相應的補償。

1976年英國通過了《生而殘障民事責任法》，對胎兒的賠償請求權給予了明文規定。

該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對出生前侵害民事責任立法的法律。

而美國起初認為胎兒不具備主體能力，直到1946年bonbrestvkotz一案，美國才意識到自然人就胎兒期間侵害需要得到法律的保護，從而肯定了胎兒的權利能力。

而在我們國家胎兒的權利的確定是近幾年來逐漸確定并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國家的司法機關逐步意識到了胎兒權利保護的重要性，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胎兒權利保護政策和措施。

胎兒權利保護仍然是未來社會管理和法治維護中的重要項目。

二、胎兒權利的民法保護概述。

(一)民法中胎兒民事權利的范圍。

隨著社會各項制度的不斷發展，我們國家的民法體系也在不斷完善，胎兒民事范圍認定是胎兒權利保護中非常重要的一項，由于胎兒不具備正常人的民事權利，也不具備自我思考的行為和能力，胎兒的民事權利認定就顯得非常困難。

我國民法認定的胎兒的民事權利范圍有健康權、身份權、和財產權，其中健康權是指法律充分保障胎兒的生命權，胎兒一旦形成就是一個生命的形成，任何人和事物一旦對胎兒的生命造成威脅和傷害都必須要受到法律的懲罰，這不僅是對胎兒健康生命的保障也是對生命的尊重。

身份權則是指胎兒盡管沒有固定的身份，但是依照法律的規定也需要有身份權，具體地來說是指胎兒作為人子，為人親屬的身份，這樣的身份賦予胎兒的權利就被稱之為胎兒的身份權，身份權為胎兒正常行使自己的權利提供了最基礎的條件，也為胎兒維護自己權利做出了寄出的準備。

而胎兒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并且沒有財產支配的能力，但是胎兒是有財產權的，這是指胎兒在母腹中由于家庭親屬之間的關系導致的財務繼承和遺贈所獲得的財產權，這些權利在胎兒出生后仍然有效，而且對于胎兒未來的成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的來說健康權、身份權和財產權是胎兒權利確定的重要環節。

(二)民法中胎兒合法權利的行使。

民法中胎兒的合法權利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不僅涉及到胎兒正常的法律權利的認定，而且也需要確保在法律的保護下胎兒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

確定胎兒的合法權利的行使首先需要確定行使胎兒合法權益的主體，胎兒盡管已經可以定義為自然人但是胎兒沒有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胎兒的合法權利的行使就需要有一個合法的主體來代替，一般意義上的主體就是胎兒的父母親，但是也不得不考慮一些不負責任的父母以非法的名義損害胎兒，對于這樣的情況應當根據法律規定確定的主體作為胎兒行使自己正常權利的代表。

但是由于其未出生就被剝奪了這個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胎兒的委托代理人也即父母有權利也有責任按照法律程序維護胎兒的正當權益，因此總的來說民法中胎兒合法權利的行使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步驟開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同時也需要胎兒監護人或代理人的主動支持和協助。

(三)侵害胎兒權利的行為分析。

任何侵害胎兒正當權利的行為都可以定義為侵權行為，這些行為不僅影響胎兒的正常發育，而且對于母體也是非常嚴重的傷害，結合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侵害胎兒權利的行為非常復雜多變，而且一旦產生就會嚴重危害到胎兒的生命。

一般情況下侵害胎兒的權利也可以區分為侵害胎兒的健康權、身份權和財產權，健康權是指某種行為對胎兒生命健康的威脅，而身份權則是對胎兒應當正常存在的身份權利的破壞或者篡改等，最后財產權則是指對胎兒按照法律程序應有的財產所有權的剝奪和占有。

這些侵害胎兒正常權利的行為嚴重的會導致胎兒的生命受到威脅，甚至是母體的生命也會受到影響，最少的也會使胎兒應有的權利受損或者合法權利的剝奪。

我們國家民法確保每一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受侵害，對于胎兒也同樣如此。

當侵害胎兒的行為發生時法律應該根據侵權的具體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給當事人和胎兒帶來的影響進行法律裁定。

(四)父母侵害胎兒權利的責任劃分。

在胎兒權利受侵害的各種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導致的。

這樣的案件在民法裁決過程中是最困難的。

因為父母對胎兒的影響是最大的。

當在侵害胎兒權力過程中父母作為加害人時，應該依法對侵犯胎兒權利的父母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對其實施相應的懲罰措施。

但是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當胎兒在母腹中健康受到侵害時父母應該受到的不應該僅僅是法律的懲罰，更應該是道德的譴責。

另外一種就是當父母只是間接地對胎兒的權利實現侵害而并非直接參與時的情況，比如由于醫生的錯誤判斷導致孕婦的錯誤用藥，給胎兒的健康造成了影響，這樣的案件實際上是醫生的責任占大多數，但是作為母親、監護人沒有做好對胎兒的保護工作，盲目相信醫生等，這些是孕婦的責任，但是總的來說孕婦的責任比較小，屬于一般過失，可考慮不必讓其承擔侵權責任。

但不管是什么情況，父母是胎兒一生的監護人，對于保障胎兒的安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胎兒合法權利受到損害，無論父母是直接加害人還是間接加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完善我國民法對胎兒權利保護的相關政策和措施。

(一)我國民法中對胎兒權利保護中不完善的地方。

由于胎兒并不是正常的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我們國家在設定民法的各項規定的過程中對于胎兒保護這一方面沒有進行詳細的約定，因此我國民法中對胎兒權利保護方面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這些缺陷的存在是胎兒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事件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總的來說這些不完善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是立法的不完善。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二

摘要：正義是人類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法作為實現正義的重要路徑，蘊含著人們對于正義的訴求，但是法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對于正義的追求卻是通過各個部門法來實現的。每個部門法都有其特定的調整范圍，擔負著特定的社會職能，因此表現在每個部門法中的正義觀就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主要取決于部門法的形成基礎的差異上。作為社會經濟和法學共同發展的產物，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具有其特殊性，這決定了它所追求的價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義觀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門法。經濟法追求實質正義的實現。而形式正義是民法追求的目標。本文將從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不同入手來闡述民法與經濟法的分界點。

關鍵詞：正義，形式正義，實質正義，公共利益。

一：正義的探索。

[1][2][3]。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三

而平等的觀念是一個富有爭議的法哲學命題。

本文旨在對民法平等原則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探討。

平等觀念源于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并且是在與特權的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國葬典禮的演講中,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在公民私權方面,人人平等”的口號。

在古羅馬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深受希臘自然法思想的影響。

公元2,卡拉卡拉帝頒布了著名的“安東尼亞那敕令”,正式廢除了市民與臣民的區別,從而使羅馬帝國境內的居民一般都取得了市民權,使平等觀念成為羅馬法和法學發展的根本性支柱,并使羅馬法獲得世界性意義。

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平等是民法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這樣,至少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羅馬法發展起來了,它是我們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在封建的中世紀,農奴制下的人身關系是依附性的,不存在主體之間的平等,民法亦隨之衰落。

當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生產者來說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來說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該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

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為此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

法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便在《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中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法國民法典》第八條將這一原則具體化規定為“一切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并于第七條規定:“民事權利的行使,不以按照憲法與選舉法所取得的政治權利為條件。”其他西方國家的法律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無產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后,民法之平等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

平等原則作為一個民法原則,當然地具備基本原則的一般功能,包括立法準則,行為準則和司法準則,補充立法不足創造司法解釋等諸種功能。

同時,平等原則又具有獨特的功能。

第一,平等原則是民法基本原則體現的基石。

正如上文分析,其他基本原則都是平等原則的具體體現,是平等原則外化的結果。

第二,平等原則是私法自治的基石。

“市民法”包含了“私法”“、私權法”、“市民社會的法”等諸多信息,成為一個特殊的理念。

私法與公法之分野,其中一個標準即為“主體平等”,民法中的平等原則是私法自治的基礎。

“私法自治尊重人,關心人,視人為終極關懷,這極大地喚發了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必將給社會創造極大的財富。”在這個層面上,平等原則的功能已經躍出了民法的.基本原則體系,而成為統率民事法律的立足點。

(一)相同事務相同對待。

相同的事物相同地對待,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傳統觀念的改變、人們信仰的轉換、社會道德判斷標準的變化而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

正如哈特所說的,其“有兩部分組成:一致的或不變的特征,概括在‘相同的事物相同地對待’的格言之中;流動的或可變的標準,就任何既定的目標來說,它們是在確定有關情況是相同或者是不同所使用的標準。

”這就像什么是真、高、暖的觀念一樣,這些觀念都隱含地參照著一個隨著不同事物進行分類而變化地標準。

一個高個子的男孩可能與一個矮個子的成人的身高一樣,一個溫暖的冬天可能與一個冷涼的夏天的氣溫一樣,一個偽造的金剛石則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古董。

可是,平等的觀念卻比這些觀念更為的復雜。

因為高矮、冷暖、大小有具體的可計量的數字作為依據。

可是,作為價值觀念的平等卻是無法用具體的數字作為判斷依據,人們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不斷地檢驗各種法律原則包含地判斷標準的有效性。

在判斷影響人們生活的法律規范的適用結果是否符合法律規范本身所追求的目標,即公平、正義。

為此,我們只能用自己的雙眼仔細地、認真地觀察人們的生活。

也只有站在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知道法律規范到底產生了什么樣的作用。

(二)所有權平等保護。

1、個體公平。

過去我們一直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只有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的前提下才會有個人利益的實現,并將社會整體的利益就等同于個人的利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沖突的時候,個人利益必須給社會利益讓路、個人利益必須為社會利益做出犧牲。

這種觀念的危害性是巨大的,我國早期的“生產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無不以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為旗號,可是其結果不僅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沒能夠得到很好的維護和發展,對個人利益更是造成了嚴重侵害。

可見,社會整體利益并不等于個人利益,有些時候還會與個人利益相對抗。

2、私有財產的平等保護。

私有財產一經產生,對它進行指責的聲音也就從未間斷過。

人們總是批評私有財產制度的建立,僅僅是為了保護擁有社會大多數財富的富人的權益,只是富有階級統治非富有階級的工具。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私有制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作用。

當今,雖然所有權的行使已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即所有權的社會義務理論,但是人們依然像信仰上帝一樣堅持“私有財產非經法律規定不得侵犯”的信念。

這是因為,所有權的保護有其特殊意義:不因所有者的階級、性別、宗教信仰、種族、社會地位、膚色、年齡以及財產價值的大小,都受到同等的保護。

這樣,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就在所有權這一概念之中消失了。

人與人之間只有“你的”與“我的”區別;而沒有貴賤之分沒有特權階級。

所謂的“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其實就是從“身份”向“所有權”的轉變。

(三)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民法上的平等原則還要求法律必具備形式上的合理性。

何為“形式合理性”呢?法律是明確的、自成一體的獨立體系,只要有確定的事實,就一定能確定應適用的法律,就一定能得出一個正確的判決。

這種觀點被稱為“法律形式主義”或“規則主義”。

它堅持法律的確定性和結果的惟一性。

連接這兩者之間的紐帶則是形式邏輯推理。

整個法律運作就如同一臺加工機床,只要提供一定的材料,就一定會產生確定的產品。

這種法律觀曾在現代法制形成過程中占據主流地位。

馬克思?韋伯認為歐洲特別是大陸法系的國家的法律具備邏輯形式理性的特征。

d?m特魯伯克把這個含義解釋為:“法律思維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體問題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達到那么一種程度,法律的內在因素是決定性尺度;其邏輯性也達到那么一種程度,法律具體規范和原則被有意識地建造在法學思維的特殊模式上,那種思維富于及高的邏輯系統,因而只有從預先設定的法律規范或原則里的特定邏輯程序里,才能得出具體問題的判斷。”

韋伯認為只有“法律上的形式主義才能使法律制度如同技術上理性的機械一樣地運作,也才能擔保個人和團體在該制度內,擁有最大的自由空間,及增進他們對行為之法律效果的預測可能性”,主張以邏輯形式理性的法律,排除政治力或經濟力介入法律,以求法律運作的形式公平與可預測性,擔保個人的經濟活動,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與發展。

昂格爾也曾說過,在現代西方法治的歷史上,有一個壓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問題,即法律的形式問題。

可以說,平等是人類追求的永恒價值。

平等原則集中地體現了民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本質特征,構成了民法的靈魂。

同時,平等原則來源于商品經濟條件,它不僅肯定交換主體的獨立性和意志自由,更重要的在于它適應價值規律的要求,維護交易雙方公正的利益,實行等價有償的原則。

【參考文獻】。

[1]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的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四

作為一門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學科，民法在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和諧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應用民法，我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文獻和案例研究，并撰寫了一篇關于民法的論文。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入研究了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則，探討了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對此我有了一些深刻的體會和心得。

段落二：對民法理念的思考。

在研究過程中，我對民法的理念進行了深入思考。民法的核心理念是保護私權，并通過規范各種民事關系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民法也注重平衡不同權益之間的關系，減少權益沖突，促進社會和諧。通過對歷史和現實案例的研究，我認識到保護私權和維護公共利益之間的緊密關系，必須在平衡二者的基礎上推進民事法律的發展。

段落三：民法實踐中的挑戰與對策。

實踐是檢驗理論正確性和適用性的關鍵。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進一步深入了解了民法在實踐中面臨的挑戰以及應對策略。首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進程，民事關系越來越復雜，民事糾紛的數量和種類也日益增多，這給民法的實踐帶來了新的挑戰。為此，我們需要加強司法體系和專業人才建設，提高民事糾紛的解決效率和質量。其次，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民法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網絡購物糾紛和個人信息保護等，我們應及時跟進并加以解決。此外，還需要不斷完善民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釋，確保其在實踐中的適用性和公正性。

段落四：法學研究的價值與影響。

通過閱讀大量的文獻和案例，我深刻認識到法學研究對社會的價值和影響。法學研究不僅可以提供理論支持和指導，還可以為法律實踐提供經驗總結和借鑒。通過對各種法律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民法，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法律環境。此外，法學研究也可以促進法律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和素養，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因此，我們應當重視法學研究的重要性，不斷深化法學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應用。

段落五：個人的成長與展望。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不僅學到了很多有關民法的專業知識，也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和寫作能力。通過文獻研究和案例分析，我提高了對問題的分析和解決能力，培養了批判性思維和邏輯思維。同時，我也意識到自己在研究方法和文獻篩選上還有提升空間，需要不斷學習和進步。未來，我將繼續深入研究法學理論，擴大研究領域，為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做出更大的貢獻。

總結：

通過對民法的學習和研究，我深入了解了民法的理念、挑戰和法學研究的價值與影響。民法在維護公民權益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問題。通過不斷深化研究和學習，我們可以推動民法的發展和完善，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法律環境。我將繼續努力學習，以期為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做出更大的貢獻。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五

民法作為一門傳統的實體部門法有著1700多年的歷史，它起源于羅馬私法，主要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維護個人利益。在我國，民法是指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之間、法人之間、自然人與法人之間的人身關系、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然而相對于民法而言的經濟法則是一門新興學科，“經濟法”由18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1755)中首先提出來的，經濟法學在國外存在近百年，在我國僅二三十年的歷史。關于經濟法的概念問題，學界存在頗多觀點，筆者贊同武漢大學漆多俊教授的觀點，即經濟法調整在國家經濟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保障國家調節、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一)二者的表層區別。

1、二者的調整對象及其特點不同。經濟法主要是調整經濟領域的市場規制關系和宏觀調控關系，故其調整不可避免地帶有公共性和干預性;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其調整具有平等性、私人性和自治性，并且人身關系不屬于經濟領域。

2、二者的主體不同。經濟法的主體既包括公主體也包括私主體，公主體主要是包括市場監管機關和宏觀調控機關的管理主體，私主體則包括被監管和與宏觀調控有關的市場主體，因公、私主體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存在明顯的差異性，故經濟法對二者實施“差異保護”以實現二者實質上的“平等”目標;民法的主體則只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兩個私主體，民法對這兩個主體實施“平等保護”，因為自然人和法人在民法上的法律人格平等是虛擬的，而市場經濟中的自然人與法人之間、法人與法人之間的差異是確實存在的，故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平等”。

3、二者的法律屬性不同。民法是一種典型的私法，尊崇個人本位，強調意思自治，保障私權利，這種權利即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由當事人約定，個人可以將選擇放棄或轉讓這一權利;而經濟法是法律社會化運動的產物，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公私法融合的產物，其主要表現為公法性質，它以社會為本位，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宗旨，通過公權力的介入對社會整體進行調整，這種依法律規定的社會性公共權力必須有序進行，不可隨意放棄、轉讓或變更。

4、二者的利益本位不同。法的本位是在整個法律中權利和義務誰居于主導地位的問題。經濟法和民法根本目標的不同決定了二者利益本位的價值取向不同：民法主張“個人本位”，社會成員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會危害社會整體利益;而經濟法主張“社會本位”，即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既要保證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兼顧環境、社會等綜合目標。經濟法追求實質正義，體現為對經濟弱者的保護;對經濟效率的追求;以及，反貧困;強調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健康;可持續發展;社會安全;對環境的保護等等。

5、二者的國際通用程度不同。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礎規則，雖然各國民法具體規定因各國具體國情而異，但各國的市場經濟環境卻是大同小異的，故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國際通用性;經濟法是法律社會化運動的產物，根據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發展階段水平的不同，社會所噬待解決的問題也各不相同，故各國經濟法具有國別差異性。

(二)二者的深層區別。經濟法與民法作為社會學科中的法。

學理論，兩者的基本假設不同，具體表現如下：1、二者關于主體的假設不同。民法誕生于市民社會，市民與市民之間是均質、平等的，同時市民又具有經濟人的屬性，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卻無法保障他人與社會的利益;經濟法的主體既包括代表公權力的管理主體，也包括代表私權利的市場主體，這兩種主體的地位實質上是有差別、不平等的，而經濟法的主體主要呈現社會人的性質，即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社會利益。2、二者關于市場整體的假設不同。民法是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個人追求利益的產物，眾多個人的集合便形成了市場，即市場整體是市場個體的簡單相加，市場個體利益的增加也就是市場整體利益的增加，亞當·斯密認為“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能帶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故民法對市場整體利益的保護最終是為了保障個體追求利益的順利進行;而經濟法強調市場整體是個體有機地結合,市場個體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市場整體利益的增加,市場個體差異很大,不同市場個體在市場中的地位不一樣,影響不一樣。3、二者關于市場與政府功能的假設不同。民法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政府是無能的，市場是“無形的手”足以使”使社會資源分配達到最佳狀態，政府只需充當“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經濟法既認為市場存在缺陷，也認為政府存在缺陷。當市場失靈的時候，必須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即由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理論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發展，但是當政府失靈的時候則只有求助于法律，政府是必要的“惡“，但同時也要運用法律約束和規范政府的干預行為。

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主要表現在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關聯，互為補充。首先，二者調整范圍的關聯性。經濟法所調整的特定的經濟關系可分為部分的橫向經濟關系和縱向經濟關系。縱向的經濟關系包括市場規制關系和宏觀調控關系，主要由經濟法調整;而橫向經濟關系主要是交易關系和競爭關系，其中交易關系主要由民商法調整，競爭關系由經濟法調整。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規范和調整，民法屬第一次調整，經濟法是第二次調整。其次，二者調整功能的互補性。民法強調個人本位，注重保障個人利益，尊重個人對財產自由支配的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過分追逐私利的最大化必然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經濟法則是強調社會本位，國家通過采取強制性措施管理市場經濟秩序，實現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的目標。再次，二者在調整的原則和方法上的互補性。民法是從市民社會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義為出發點，其理念是自由主義;而經濟法以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整，消除極端個體權利本位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以解決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促進經濟良性發展。結語：筆者認為，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毋庸置疑的。

經濟法和民法在七大部門法中居于同等地位，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之中，只有協調好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才能充分發揮二者對我國市場經濟的規范和調節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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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鄧峰.試論民法的商法化——對民法、經濟法社會本位的比較思考[j].法學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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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際春,鄧峰.經濟法學漫談:正義、效率與社會本位,經濟法學評論(第四卷)[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六

在我國民事審判中，曾經出現過用公共利益原則判案的情況，如曾經的“”案，社會影響很大，人們對此的爭議也頗大。由于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復雜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這樣一些不確定的概念作為一種兜底條款，讓法有相對的伸縮空間，操作起來更具有靈活性。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規律和現代立法的基本趨勢，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強。

但應當看到的是，“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確定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內涵，以指導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審查。

二、對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一)關于“公共利益”的立法例。

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上均有公共利益條款。有關的法律上的措辭有：公共利益、社會公德、國家經濟計劃、社會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等。立法措辭上顯得有點混亂，但從其他措辭的基本意義來看，我國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和其他國家的“公序良俗”概念是基本相當的。

世界范圍內首先以法律形式將公序良俗原則規定下來的是18《法國民法典》。該法典第6條規定:“個人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法律。”第1131條和第1133條規定:“原因違反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時,此種原因為不法原因;基于不法原因的債,不發生任何效力。”此時,公序良俗不過是對于契約自由原則的例外的限制。

到了《德國民法典》,公序良俗的觀點成為了支配私法全部領域的基本原則,該法典第138條規定:“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無效。”以后許多國家或地區制定的民法典紛紛效仿這一規定。如《日本民法典》第90條規定:“以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事項為標的的法律行為,為無效。”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72條規定:“法律行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蘇俄民法典》第49條規定:“實施目的違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法律行為無效。”《民主德國民法典》第68條規定:“為社會主義道德準則所不容的契約無效。”

(二)、關于公共利益的理論性認識及其評估。

1、主觀公共利益論和客觀公共利益論。

防止恣意決定公共利益的含義，存在著兩種進路。一種是從實體出發，說明權力的'合法邊界;另一種是從程序出發，以框架下的民主決策程序限制恣意行使權力。按照前一進路，客觀上存在公共利益概念的合法邊界;按照后一進路，公共利益概念是主觀的，隨參與決策程序的主體以及決策規則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公共利益客觀說在大陸法學上受到重視。德國學者華特克萊恩的“量廣”、“質高”理論，影響頗大。華特認為，公共利益是受益者盡量廣、對受益人生活盡量有益的事物。[2]此外，在經濟學上的公共貨物理論也提供了一種客觀解釋。該理論把產品和服務分為公共貨物和私人貨物。在私人提供公共貨物的情況下，消費者將“免費乘車”，即享有這些貨物而不付款。潛在的供貨人會因此轉向其他地方謀取利潤。因此，如果私人無法提供某種公共產品或者服務，那么，它就需要由國家予以實現的公共利益。公共貨物說的理論大致是清晰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公共貨物的外延卻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公共利益客觀說是有它的意義的，但是實際上并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性的客觀判斷標準。更令人不安的是，公共利益客觀說具有決定論的色彩，導致以權威損害民主。因此，另辟蹊徑，假定公共利益是主觀的抉擇，依靠公正的程序界定，在有的時候似乎更能夠起到比較好的效果。這就是主觀說。

2、公共利益的具體表述的兩個不同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具體列舉哪些是屬于公共利益。如粱慧星的《物權法(草案)》中第48條對公共利益的表述是：“所謂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災害防治、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環境保護、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區域的保護、森林保護事業，以及國家法律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走的是日韓等國的列舉概括。在我國的其他單行立法中，也是有這些方面的列舉性概括的，比如，我國信托法第六十條，就規定了幾種類型的信托屬于公共信托。這些列舉雖然不能完全確定公共利用的內涵，但有在部分領域內相對確定的意義。即在這些領域只有這些情況屬于公共利益。

第二種方法是，澄清公共利益的內在含義是民法學家史尚寬先生在談到公共利益時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共利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蓋以公共利益理解為偏于國家的利益，為強調社會性之意義，該用公共福祉字樣，即為公共福利。其實，公共利益不獨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亦包括在內。”這種說法，旨在表明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國家利益。

而流行歐美的盧梭式的民主理論則把公共利益界定為所謂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來源于人民意志。還有人把公共利益界定為有關各方進行沖突和達成妥協這一過程的結果，如果政府的行為表達了這一妥協過程的結果，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不合法的。

無論是對公共利益的列舉性認識，還是對公共利益本身內涵的追索，都是有它的意義的。列舉性認識能夠讓公共利益的內涵在某些領域相對確定些。而對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追索，也使人們在考慮一項事件是不是公共利益所應當注意的幾個方面。

三、對公共利益加以司法審查的幾點建議。

各國雖然在不同程度上規定了公序良俗原則,但在實踐中相當復雜,我們還有必要講究一些尋求公共利益的基本方法，或者探索一些可以利用的規則。

(一)、可以把公共利益進行一定范圍內的分類。

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國內外立法已經很好的確認了一些公共利益屬性比較明顯的情形，對于這些情形可以在我們的立法中進一步確認，并可以在此基礎上可以探討對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圍內加以分類從而以類型化的方法將當前社會中的典型的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歸納出來,確立對實務具有指導意義的典型案例,維護法律適用的統一。

(二)在具體個案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認識的時候，應當先從個案中抽象出來看一般意義上公共利益，然后再回到個案中去。從個案本身看公共利益開始是只能有表面的一般人的心理層面的認識。這就有必要從個案中抽象出一般情況，來同我們以往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加以比較確定，最后再回到具體的個案中，以指導具體的解決方法。

同時，我們注意到，在具體的個案中，我們對公共利益的理解應該打破傳統的錯誤認識。傳統上，這時候提到公共利益，就把他歸入到很多人的范圍中去，而具體的合同條款就屬于合同幾方的事情。但在實踐當中，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項，它所實際涉及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與整個社會每個人的利益相關。而在某一個合同中，合同所涉及的可能只是很少數的人，但是，把合同放在社會領域去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寫出相似的條款。所以，每一個合同的背后都暗含著一群人。所以，我們可以在抽象上講，公共利益是群體性的，個人利益是要服從整體利益的。但在具體的辦案中，很多時候卻要把實際的公共利益和實際的個人利益看做是一群人與一群人的較量，而不是一群人對幾個人的較量。有了這種認識，就能夠一定程度上預防假借公共利益，以所謂的多數人的利益來壓制具體相對人的利益。

(三)公共利益不僅僅是個法律概念，有時候還被看作是個政治概念。所以有時候在評價公共利益的時候要注意一個政策導向的問題。

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國家政策、指令性計劃在我國曾有法律的權威性。但是我國新的合同法卻沒有確定這種做法。按照“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違反政策、指令性計劃的合同并不當然無效。雖然他們在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應該把他們也納入公共利益這個框架中加以考量，避免某些人、部門打著國家政策、指令性計劃之名，行謀取不法利益之實。

(四)在具體的個案中，公共利益是排除合意的。合同雖然從起初是合同各方之間權利義務的規定，但是這種合意超過合理的界限的時候，即使合同各方認為他們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否真的符合，仍然需要外在的裁判者加以裁判。因此，關于公共利益的認識是不能調解的，在問題的定性上，必須由裁判者給出明確的判斷。

(五)公共利益是相對保守的。看一個事情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一般應當基于就過去對這項公序良俗的共同性理解或者過去社會對這項公序良俗的一般心理認識。以個案來否定、打破既有的認識是有很大的風險的，所以也是必須慎重的。比如說，一個人定了個合同，把他的遺產贈與他的情婦。那么這個合同就是無效的。

(六)公共利益的最終界定機關應該是法院。要正確處理行政機關的界定和法院之間界定的協調。鑒于目前司法機關受到地方政府很大影響的實際，有必要提高“公共利益”爭議案件的審級，當事人一方是縣級政府的，一審則由中院審理，以此照推，以切實維護公共利益不被濫用。

(七)公共利益不是經營性的利益，公共利益從其本身而言決不能是經營行為，不能追逐利潤。否則，不成為社會“不特定的多數人”服務。公共利益注重福利性，而非獲利性。注意到了這點，就能一定程度上警惕有些人因為某些事項內在的獲利性誘惑，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損害相對方的權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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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尚寬，民法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版。

[6]梁慧星，《市場經濟與公序良俗原則》,載《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二)》,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7]金振豹,《對一起“第三者”受遺贈案的思考》,載《法學雜志》第2期第24卷。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七

自從2017年10月1日起，我國實施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是我國民法的基礎法，也是中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修訂主要是針對現代法治建設的需要，強調個人權利尊重，充分體現了民主法制的進步。在學習與實踐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了民法的重要性，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思考與體會。

第二段：對民法的理解與思考。

民法是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不僅關乎到個人權利與義務，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理解民法的本質是保護個人的合法權益及其財產利益。不僅如此，民法還體現出憲法的核心原則。例如：平等、自由、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和諧等。同時，我們還需要意識到，法律的運用是有很大的社會背景的，法律的規定對于全社會團結和諧、安定發展、文明進步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三段：民法的應用與情形。

在學習民法過程中，我了解到民法的條文會對公司、個人、家庭等方面都有影響。例如：婚姻法的規定，民事訴訟規定、所有權、債務等等。另外，民法條文還會涉及工商、金融、稅務等諸多領域。例如：商業合同中的貨款支付、房產買賣交付規定、保險合同等規定。這些條文的存在，明確規定了每個人在一定情況下的權利和義務，避免了紛爭的發生和加劇。

第四段：我國民法的不足。

所謂新法容易舊病難治，在民法修訂中，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個人信息保護方面還是要不斷完善。尤其是隨著網絡科技的普及，個人信息越來越容易被侵犯，如何保護市民不被侵權，成了政府和法律人不可忽視的事項。此外，民法條文量多，與公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實體問題并不是所有條文都覆蓋到了，可能還會有遺漏或不足。

第五段：個人感悟與總結。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生活之中，用法律文化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同時，也要不斷學習和了解民法的范圍與內容，以便在自身例行活動中能更好地遵循法律條文，尊重他人權益。同時，我們也應該注重維護我們自己的合法權益，遇到不法之徒時，及時向有關部門投訴和維權，促進和改善法律環境。這樣，我們也可以更好地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發揮好民法在整個社會環境中的作用。綜上所述，民法是公民生活的重要法律依據，它不僅于日常生活有著實際應用，更是促進社會文明的重要保障之一。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八

1、下列選項中，屬于民法調整對象的有：

a、自然人甲與自然人乙之間訂立的電腦買賣合同關系。

b、中國公民甲與中國公民乙之間締結的婚姻關系。

c、甲稅務機關和自然人乙之間訂立的舊家具買賣合同關系。

d、甲稅務機關和自然人乙之間的稅收征收關系。

a、自愿原則。

b、等價有償原則。

c、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原則。

d、誠實信用原則。

3、下列領域內發生的民事關系應使用我國民法調整的是：

a、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b、中國開往蒙古的國際列車。

c、中國開往紐約的中國籍輪船。

d、中國飛往倫敦的中國籍飛機。

4、張某的原戶籍所在地在楊村，1994年張某開出遷移證遷往李村。但在李村登記前，張某得病住院，在縣城城關醫院住院14個月。出院后，張某前往北京打工，并在海淀區辦理了暫住證，居住期限為6個月，居住地點為海淀區某街道某號。張某的住所為：

a、楊村。

b、李村。

c、縣城城關醫院。

d、海淀區某街道某號。

公民由其戶籍所在地遷出后至遷入另一地之前，無經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戶籍所在地為住所。

a、王某，理由是王某提出了宣告失蹤的申請。

b、王某，理由是王某是第一順序的財產代管人。

c、邢某的父母，理由是若指定王某則不利于保護邢某的財產。

d、王某和邢某的父母，理由是他們均為法律規定的財產代管人。

宣告失蹤的主要效力就是解決失蹤人的財產管理問題。人民法院指定代管人的時候，在通常情況下應當考慮失蹤人與代管人的生活緊密程度，一般指定配偶。但是如果存在對失蹤人財產管理明顯不利的情況時，則應該從其后順序的親屬中指定財產代管人，所以本題答案為c。

感情不合且離婚未果而分居，分居期間王峰蓋有樓房6間。王峰遇臺風后被救，因為不想再見劉青而未與家中聯系，獨自在南方某市打工。1997年王峰與陳瑩相識，并在該市教堂舉行婚禮，生有一子王麗。陳瑩為王峰介紹了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1998年5月5日王峰因買彩票中獎30萬。1998年6月6日王峰與陳瑩各出資10萬購買了張明的3間私房，但沒有辦理過戶手續。1999年4月8日，王峰因為心臟病發作死亡，臨終前告訴陳瑩自身身世，并口頭遺囑將自己原有的6間房屋由其母謝蘭繼承（有2名醫生在場）。請回答：

（1）劉青向法院申請宣告王峰死亡，法院應予受理的最高申請日期是？

a、1998年7月5日。

b、1998年7月6日。

c、1996年7月5日。

d、1996年7月6日。

在意外事故的情況下，自然人下落不明申請宣告死亡的'時間要求是2年，且從事故發生之日起開始計算。民通意見第28條規定，下落不明滿2年申請宣告失蹤，滿4年申請宣告死亡，從從公民音訊消失之次日起算。

a、其中3間房屋歸劉青所有；3間房屋屬王峰遺產，由王峰的繼承人繼承。

b、6間房屋由劉青、謝蘭、王達和王峰之父繼承。

c、3間房屋由劉青、王達、謝蘭繼承。

d、6間房屋由劉青、謝蘭、王達繼承。

（3）王峰彩票中獎所得30萬元，應由誰繼承？

a、謝蘭、王達、王麗。

b、謝蘭、劉青、王達、王麗。

c、謝蘭、劉青、陳瑩、王達、王麗。

d、謝蘭、陳瑩、王達、王麗。

劉青與王峰的婚姻關系因為宣告死亡而自行消滅且沒有恢復。《民事訴訟法》168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蹤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該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但《民法通則意見》第34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發出尋找失蹤人的公告。公告期間為半年。按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即失蹤公告期為三個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人民法院適用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內或者公告期滿后三十日內審結。即法院受理后最遲在1年2個月內宣告死亡，其時才約97年11-12月，王峰于98年5月獲時的獎項因而不再是與劉青的夫妻共同財產。

（4）對王峰與陳瑩共同購買張明私房3間的定性表達中，正確的是：

a、王峰、陳瑩與張明之間買賣房屋合同無效，因為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b、王峰、陳瑩與張明之間的買賣房屋合同有效。

c、王峰與陳瑩取得了該3間房屋的所有權，因為張明已經交付。

d、王峰與陳瑩沒有取得該3間房屋的所有權。

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不以登記為要件，房屋所有權的轉移以登記為要件。所以答案為bd。

a、王峰與陳瑩之間形成合伙關系b、王峰與陳瑩之間形成共同共有關系。

c、王峰與陳瑩之間形成按份共有關系d、王峰與陳瑩之間形成債權債務關系。

7、甲、乙、丙各出資5萬開辦一家餐館。經營期間，丙提出退伙，甲、乙同意，三方約定丙放棄一切合伙權利，也不承擔合伙債務。下列選項正確的有：

a、丙退伙后對原合伙的債務不承擔責任。

b、丙退伙后對原合伙的債務仍承當連帶清償責任。

c、丙退貨后對原合伙的債務承擔補充責任。

d、丙退伙后仍應以出資額為限對原合伙債務承擔清償責任。

8、住所地在長春的四海公司在北京設立一家分公司。該分公司以自己的名義與北京實達公司簽訂了一份房屋租賃合同，租賃實達公司的樓房一層，年租金30萬。現在該分公司因拖欠租金而與實達公司發生糾紛。下列說法正確的有：

a、房屋租賃合同有效，法律責任由合同的當事人獨立承擔。

b、該分公司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又沒有四海公司的授權，租賃合同無效。

c、合同有效，依照該合同產生的法律責任由四海公司承擔。

d、合同有效，依照該合同產生的法律責任由四海公司及其分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分公司是經過登記設立的，有營業執照，能以自己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具有締約能力和訴訟能力，因此，房屋租賃合同有效。但是分公司不是法人，不是獨立的責任主體，其所負債務應首先由自己承擔，不足部分由其法人承擔。但由于分公司不具有獨立法人地位，其財產本身就是四海公司的財產。

9、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包含的內容有：

a、適用刑法平等。

b、刑法修正案具有無條件溯及既往的效力。

c、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

d、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

a、聚眾淫*罪b、組織淫穢表演罪。

c、尋釁滋事罪d、無罪。

11、下列那種情形可適用屬地原則確定我國刑法的管轄？

a、甲劫持一架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我國南京機場迫降。

c、我國的一列國際列車在俄羅斯境內，外國人甲盜竊外國人乙的較大數額財物。

d、甲潛入泰國駐華使館盜竊了數額較大的財物。

12、外國人甲在公海上帶領乙、丙等5人在公海上搶劫過往商船，但未曾搶劫過中國商船。甲的船只停靠在中國港口。我國依法可以對甲等人采取那些措施：

a、實行逮捕b、立即驅逐出境。

c、由我國司法機關審判d、應有關國家的請求實行引渡。

解析：本題考查普遍管轄原則，根據《刑法》第9條規定，對于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中國刑法。

13、我國船舶長城號停靠在巴西港口，中國船員甲乙打架，甲致乙死亡。巴西法院判處甲故意傷害罪，處4年有期徒刑。甲釋放回國后：

a、我國法院依法有權對甲該項罪行再次審判。

b、我國法院對甲某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

c、我國法院不能對甲該項罪行再次審判，因為這違反“一事不再罰”的原則。

d、我國法院對甲再次審判，不需考慮甲已經受到處罰的事實。

解析：根據《刑法》第10條的規定，凡在中國領域外犯罪，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我國保留再行審判的權力，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14、李某因倒賣外匯于1995年9月被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修改后的刑法實施后，李某提出申訴，理由是現行刑法沒有這個罪名，要求改判無罪。法院正確的處理方法是：

a、撤銷原判，改判無罪b、釋放并給予國家賠償。

c、駁回申訴，維持原判d、考慮到李某已經服刑2年，改判為有期徒刑2年并予釋放。

“從舊兼從輕”原則只適用于未決案，即法律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案件，而不適用于已決案。

15、犯罪的核心要素是：

a、行為人b、行為c、結果d、惡意。

16、甲酒后結帳，要求女招待打折遭到拒絕，甲覺得在許多朋友面前遭到拒絕很沒有面子，老羞成怒，一般掀翻餐桌，還給女招待一個耳光。甲打碎碗筷價值80余元，女招待面部紅腫，休息2天后才上班。甲的行為：

a、構成尋釁滋事罪b、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c、構成治安違法行為d、構成侵權行為。

17、關于過失犯罪，下列哪些說法是正確的？

a、犯罪過失分為疏忽大意過失和過于自信過失。

b、認定過失犯罪的前提是對于該行為行為人不具有犯罪的故意。

d、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

解析：根據刑法第15條的規定，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至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

18、甲深夜在山林盜伐樹木，巡夜的守林人乙聽到砍伐聲，為了不驚動盜伐者悄悄接近。甲砍伐的樹木倒下時，正好砸在乙的頭上，砸死了乙。甲的行為：

a、與乙死亡結果有因果關系b、不構成犯罪。

c、不負刑事責任d、構成過失犯罪。

主客觀相統一、無罪過無犯罪。

a、直接故意b、間接故意c、過于自信的過失d、疏忽大意的過失。

在公共場所私設電線，毫不顧及眾人安危并造成人身傷亡的場合，較多被認定為間接故意。但是，如果采取了確實、可靠的防范措施的，往往認定過于自信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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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九

[摘要]公共利益與社會各成員的生活息息相關，本文將從民法的角度，結合到民法的特點，對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及存在的可能性進行分析。

[關鍵詞]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民法；沖突；界定。

（一）“公共”的定義。

我國《現代漢語詞典》將“公共”解釋為：“屬于社會的、公有的、公用的”。從這一解釋延伸到法律上的意義，可以將“公共”一詞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地域范圍――社會；第二，權利范圍――共同擁有和共同使用。

（二）“利益”的定義。

霍爾巴赫認為，利益就是“我們每個人看作是對自己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東西”。[1]通俗的講，就是主體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追求的客體，該客體具有一定的價值符合主體的要求，該種要求不僅僅包括經濟利益以滿足物質需要，也包括民俗、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可以滿足的精神需要。在實際活動中，具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如小區內業主保護綠化以滿足自己對環境的追求、公民為了生活環境抵制光污染等。一切歸根結底，都是主體追求客體以滿足自身需要的過程。

基于上述對于“公共”和“利益”分開的理解，已經能夠給予公共利益下個框架，但是，公共利益的定義卻遲遲不在學術界中現身，主要是因其獨有的特點決定。

公共利益具有可變性。利益的可變性不可置否，個體對于利益的追求一直以來是不定的，是個變量。而確定這個變量的范圍“公共”卻也是可變的。縱觀歷史長河，不同的時期、不同社會發展的階段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圍都是不同的。就拿我國來說，在新中國剛成立之際，大量開墾土地，現如今，退墾還林政策已進行了數十年；在改革開放初期，追求經濟增長是首要要務，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現在，環境作為公共利益的一種，已經被寫入法律而加以保護。

因此可以看到，要想對公共利益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是困難的，即使做了定義，也不利于實際操作，滿足不了不斷出現的實際情況。因此，給“公共利益”作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如一種利益符合以下幾個條件，即可將該種利益歸于“公共利益”：

（一）主體的非特定性。

在分析“公共”定義時講到公共的范圍，即是社會的，因此享受利益的主體也應當是社會中的每個成員。但是，這些社會成員并不能單獨分開看待，而應當將他們看作一個單位。利益對于他們來說，并不是某個人得益而某個人損益。公共的社會性表現為地域上的范圍，實則是根據地域對社會成員進行的劃分，地域范圍內存在開放的群體，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二）客體的非營利性。

在公共利益中，將“利益”限定在非盈利范圍內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是營利性的利益，勢必對社會成員中一部分人有利而另一部分有害，必然不能在公共范圍內得到認同。只有非盈利的項目，如學校、醫院、水電站等，才能作為大眾普遍認同的利益。

（三）范圍的法定性。

這一點緊接著上一點而產生。可以將一定范圍內不存在公共利益可能的領域予以劃出，或者將牽涉到公共利益必將引起不公的方面與以劃出。由于公共利益的變動性，就如同在不斷膨脹的宇宙，不能完完全全確定其內涵與外延，只能做相應的排除，至少將已經出現的領域予以排除，以減少公共利益的錯誤適用。

（四）外延的相對性[2]。

公共利益的可變性決定了其不斷變幻的外延。從主體來說，現在社會一個個獨立的小區已經司空見慣，那么，就小區范圍內的利益，對于每個居民來說，就是公共利益而非集體利益或個人利益。這一點符合上文闡述的“公共利益”地域性的觀點。從客體利益來說，范圍可能縮小或擴大。因此，應當本著以上四個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則做有限度的、相應地擴大，增加新的共同利益要求，如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節能減排、殘疾人保障等。

三、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區分。

所謂個人利益，是由社會成員分別獨立占有、享用和支配的利益，側重反映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個人利益是他種利益的基礎和前提。

相比公共利益，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將私人利益得以區分：

首先，主體的不同。公共利益的主體是不特定的社會成員，也可以定義為一定范圍內開放式的社會成員作為一個整體出現。而私人利益的主體是特定的，是特定主體對客體能否滿足自身需要作出的價值判斷和選擇。利益主體范圍的不同是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互區別的首要標準。基于特定的主體，私人利益被具體化、明確化，因此具有了獨立的法律意義。

其次，客體的不同。私人利益中的利益是私人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不同而追求的價值，而不是社會大眾共同追求的、所認可的利益，并不具有共享性。并且，對于私人利益也沒有對于一定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的規定。簡單地說，私人利益具有個性化。

再次，權利行使和救濟的方式不同。無論私權的行使還是私權救濟，[3]都完全由當事人自主選擇。但是，若是公共利益遭受損失，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機構卻不能推卸的職責放棄救濟，相反須以積極的態度對待救濟。所以，在公共利益受有損失時，公權力機構并沒有選擇是否救濟的機會，而是必須進行救濟。

我國現行法律中，可以將《民法通則》、《物權法》和《合同法》中對于“公共利益的規定分為三類：一類是通則性規定，如《民法通則》第7條、《合同法》第7條、《物權法》第7條，他們將“不得違反公共利益”作為法律的基本原則加以確立，具有提綱掣領的作用；第二類是關于無效民事行為的規定，如《民法通則》第55條、第58條、《合同法》第52條，這些規定將“不違反公共利益”作為維系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前提條件；[4]第三類是關于征收的規定，如《物權法》第42條，這類規定將“公共利益”作為私有財產向公有財產轉移合法有效的前提條件。對“公共利益”做出具體細化的規定，對于維護私有財產的穩定、促進商品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提高民事主體經濟活動的效率具有極其重要的法律意義。

我國的民法體系由不同領域的單行法律組合而成，每個領域都有其特殊性。就公共利益涉及到的三部法律，可以做這樣的認識：《民法通則》是普遍性的規定，是對民事活動的一般規定，規定范圍較廣；《合同法》出現的部分與《民法通則》有相同之處，主要是在雙方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時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規定。《物權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方面會與公權力聯系在一起。基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關系具有的因素不同，因此可以將其分類討論。

首先，在《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公共利益作為權利義務排除性的一個標準，由于公共利益涉及范圍之廣、內容的變換等不確定因素，致使公共利益的種類無法一一列舉。而民法作為調整平等民事主體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屬于私法的范圍之內，盡可能詳盡主體的法律義務和權利。在這樣的法律背景下，將公共利益以列舉的方式做具體的規定是不合適的，沒有詳盡公共利益的種類必定造成不合法行為變為合法行為的后果。因此，在此部分，筆者認為不應當對公共利益進行具體規定。

其次，在實施《物權法》第42條過程中，處于弱勢、不利地位的是私有財產所有者，因此在這一部分，筆者認為應當對“公共利益”作出詳細概括。但是在私法領域內，同一個概念有不同的定義顯然不利于實踐操作。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在相關的行政法內對“公共利益”作出規定。

在公共利益是否會成為傷害私人利益的“合法性理由”問題上，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只要某個行為侵犯私人的財產或人身利益即構成私人利益的傷害；其次，只要依據法律規定確定該行為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即構成“合法性理由”。但是，在私人利益受到侵犯后，依據民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賠償等，使私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達到平衡。

如上所述，民法本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大部分的法律關系，都是由雙方合意達成，屬于雙方同意的意思表示。雖然他們達成的意思表示不能損害公共的利益，但是如果過分擴大了對公共利益的適用，則妨礙權利人行使自己的權利。長此以往，必將對公民權益造成影響。因此對“公共利益”加以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對“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規定。到目前為止，我國法律仍沒有明確公共利益的定義、解釋或是界定。這導致在司法判案過程中標準不一、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對“公共利益”進行司法解釋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能夠明確“公共利益”的標準，防止情況濫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各地司法實踐統一標準，不至于出現同一案子兩地不同判決的情況。

六、總結。

公共利益并非私人利益，它關系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保護好公共利益可以使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不能無限制地隨意適用，特別是民法體系中，更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妨礙社會成員行使正當權利。因此，只有對公共利益進行系統的法律上的規定才能使社會更加公平、和諧。

[參考文獻]。

[1]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15.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

民法學是研究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現象和民法所反映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學習民法學的基本原理，掌握民法學的科學精神和豐富的知識體系，對于正確制定民事立法，指導司法審判實踐，提高人們的法治思想水平，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

民事權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賦予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從而享受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

特點。

主體的平等性；內容的統一性；實現的現實可能性。

公民民事權利能力的開始。

《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出生的時間以戶籍證明為準，沒有戶籍證明的，以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為準。

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為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法定繼承辦理。

各國對胎兒的法律地位均作出特別規定，大致有以下三種：

1、胎兒只要出生時尚生存，出生前就具有民事權利能力。

2、不承認胎兒有民事權利能力，但在某些事項上視胎兒為已出生。

3、不承認胎兒有民事權利能力，也不認為在某些事項上視胎兒為出生，僅是在某些事項上對胎兒的利益予以保護。――我國現行立法采取的是第三種體例。

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終止。

依《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至自然人死亡時其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終止，因此死亡是自然人民事權利終止的法律事實。民法上的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自然死亡又稱生理死亡，是指自然人生命的終結。

宣告死亡又稱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滿一定期間后經厲害關系人申請，由法院宣告該自然人為死亡。法院宣告死亡的判決宣告之日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日期。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相互有繼承關系的幾個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確定死亡先后時間的，推定沒有繼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繼承人的，如幾個死亡人輩分不同，推定長輩先死亡;幾個死亡人輩分相同，推定同時死亡，彼此不發生繼承，由他們各自繼承人分別繼承。

[考研:法律碩士民法學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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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一

論文的選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確定的.若選擇的畢業論文題目范圍較大，則寫出來的畢業論文內容比較空洞，下面是編輯老師為各位同學準備的4000字民法論文。

通俗意義上理解,夫妻一旦離婚,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也隨即消滅,不存在相互扶養的義務內容,但從傳統社會生活的角度考慮,女性養育子女、照料老人、打理家務等等,其重心往往傾向于家庭而疏于事業,部分女性全職持家,從社會價值來講,女性回歸家庭對于老人、子女來說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丈夫一方也會因為后方穩定從而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但這一切僅存在于持續、健康的婚姻關系當中,一旦婚姻關系終止,就會暴露出更大的問題。

廣州某媒體一則新聞,事業有成的阿軍要和結發妻子離婚。妻子全身心照顧家庭,丈夫則在不斷進修中成就一番事業,阿軍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離婚,妻子不同意離婚,還請求法院判令阿軍履行每天2個小時照料家庭的.義務,對以前未履行的家庭義務以每天2小時計付代償家庭勞務費,至共計15年,10950個小時,以其時薪的1/5計,每小時200元,共計219萬元。

一、我國現行婚姻立法關于夫妻離婚后扶養救濟制度的相關規定。

新的《婚姻法》頒布之后,在立法的層面增加了離婚后的幫助和救濟制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家務勞動補償制度、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和經濟幫助制度。我國《婚姻法》第40條規定:家務勞動補償是指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

離婚損害賠償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過錯而引起的離婚案件,財產分割時,對于無過錯一方,應適當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規定了四種法定情形。

二、我國現行婚姻立法中夫妻離婚扶養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養的概念。

法律意義上的扶養也有區分,廣義的扶養泛指一定范圍的內的親屬之間根據法律的規定而存在的經濟上互相供養、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權利義務關系,囊括了長輩親屬對晚輩親屬的撫養,平輩親屬之間的扶養和晚輩親屬對長輩親屬的贍養三種形態。狹義的扶養專指平輩親屬之間尤其是夫妻之間依法發生的經濟供養和生活扶助權力義務內容。

我國《婚姻法》第20條規定:夫妻有相互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這里的夫妻扶養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續期間內的扶養而不包括婚姻關系之外,對于離婚時存在生活困難的一方,只能請求適當經濟幫助作為救濟,對于全職家庭婦女來說,一旦婚姻關系終止,夫妻間的扶養義務消滅,離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難的境地,還可能因此喪失子女撫養權,不利于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

(二)雖然規定了家務補償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定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40條的規定家務勞動的補償限于夫妻婚前約定婚后財產歸各自所有即夫妻分別財產制的范疇,但受傳統思維的影響,本著長久共同生活的目的鮮有夫妻會約定婚后財產的所有形式,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夫妻采用共同財產制,也就是說這個范圍的夫妻不適用家務勞動補償,像案例里的情形,妻子全職家務,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未采用分別財產制,婚姻關系一旦消滅,無法獲得家務勞動補償,妻子的生存技能僅僅是撫育子女、照料老人,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基本生活。其次,家務勞動補償標準不夠明確,如何確定付出義務較多,按照何種標準計算都沒有明確規定,這些問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顯然缺乏合理性。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二

近代民法奉行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為內容的私法自治原則，并將所有權絕對自由作為其首要原則加以確認。所有權絕對曾有過歷史的貢獻，不容置疑。然而，所有權絕對原則的承認與尊重畢竟是以個人利己主義的創造精神和自然法理論為前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理論指導下的財產制度的各種弊端不斷暴露出來：

第三，所有權絕對原則以利己主義為核心，利己主義的創造精神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但一切均由個人意志決定，則容易造成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沖突，因此，強調所有權絕對原則既不利于他人的利益，更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種情況下，產生了所有權社會化的思想。德國學者耶林首先提出了“社會性的所有權”的主張，他指出：“法律家及外行人均會認為，所有權的本質及所有權者對于物之無限制的支配力，若對之加以限制，則會與所有權的本質無法兩立。然斯乃根本錯誤的觀念，所有人不僅是為自己的利益，同時還適合社會的利益，行使權利方能達成所有權之本分。惟有在這種范圍內，社會對于個人不予干預。若對于廣闊的原野因所有人之怠慢不予開墾地把它放置，能夠結谷的場所讓之生產茂密的雜草，或為享樂而用之為狩獵之地時，社會對此怎能安閑視之。因此，可耕作使用而不為耕作時，社會須使更有益于土地之利用者來代替之。

所有權，它的理念與社會之理想沖突時，到底還是不能夠讓它存在的。”這里對于絕對所有權加以限制的思想已非常明確。19《魏瑪憲法》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于其行使應同時有益于公共福利”，使所有權社會化的思想在立法中首次得以體現。瑞士民法典也規定：權利人應以誠實和信用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及履行自己的義務，權利顯然濫用的，不受法律保護。現代民法對近代民法的多次修定正是基于對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折中，力求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平衡的結果。物權的社會化直接導致了法律對所有權由絕對保護轉變為相對保護。所有權人無論在享有的權利上、還是權利的行使上都受到法律的限制。同時，也使得所有權由絕對自由發展為禁止權利濫用。

1．對所有權的直接限制。

這種限制表現各個方面：在法律調整上，不再僅僅只是民法典及單行民事法等私法規范涉及所有權的內容，而是在憲法及行政法等公法的規范中也直接對所有權的限制作出規定。如日本憲法規定對所有權可由法律進行限制，所有權伴有義務、所有權的行使須符合公共利益等；在民法上也以財產利用為中心替代了以財產所有為中心的立法指導思想，確認土地所有權不及于與權利人毫無利益的高度和深度，確認了不動產租賃權的物權化。在規范類型上，普遍設置了所有權的義務性規范，立法加強了各類義務規定以限制所有權的行使，如容忍他人合法侵害的義務，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權益的不作為義務以及某些作為義務等等。在權利的范圍上，對所有權主體、客體、內容、目的等進行了全方位限制。在利益保護上，為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第三人利益而限制所有權。所有權只有在法定范圍內才可以存在。這些限制已充分顯示出現代立法不再將所有權視為個人絕對意志自由的領域。傳統民法向現代民法的發展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當然也是符合環境保護要求的。

2．對所有權的間接限制。

對所有權的間接限制集中表現為他物權優位化。傳統民法中的他物權本身是對所有權限制的體現。但在傳統民法中，他物權始終是作為所有權的附屬性權利而存在，立法及其保護的重點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占有和處分權，將物的利用或收益權能放在次要的地位，在所有權與利用權的關系上強調所有權優位，法律偏重于所有人利益。

20世紀以來，生產的社會化所要求的資源配置的社會化要求強化物的利用功能，在法律上為促進物的充分利用必須將立法重心轉移到利用和收益權能。在保證所有人的所有權不受侵犯這一基本原則下，為平衡資源的私人占有和資源配置的社會化之間的關系，他物權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物權對所有權的限制也日益加強，他物權的利益更受到法律的重視，出現了他物權優位與所有權虛化的傾向，物權法也由“以所有為中心”轉變為“以利用為中心。”這種以利用為中心的民法新觀念主要有如下表現：第一，現代各國物權法均以促進土地的利用，充分發揮物的效益為最高指導原則，如所有人若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資源，國家可以依法對其權利進行限制。第二，物權法從著眼于維護靜態的所有關系，逐步向注重調整動態的利用關系發展，對物的現實利用受到法律的全面保護。如在不動產物權法中，土地利用人不論是對自己所有的土地，還是對他人所有的土地，其使用和收益受到社會和法律的全面保護。所有人僅憑觀念上的所有權收取租金，原來那種絕對強大的支配權因此退讓。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人的法律地位得到提高和鞏固，在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發生沖突時，法律將優先保護利用人的利益。第三，權利人可依法設定他項權利，充分利用其所有的資源。物權法這種“從所有到利用”的發展趨勢，應該說是為環境資源的物權性內容的構筑提供了理論基礎。

3．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復興。

在古羅馬就有這樣的法諺語，行使自己權利不得有害于他人，即權利行使原則。另外，還有權利濫用禁止的概念，即存有加害于他人目的的權利行使被看作是違法的，不被承認為正當行為。“禁止權利濫用”作為一項古老的法律原則，其所包含的“不以損害他人財產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財產”、“不允許沒有補償的損害行為”等觀念對于環境保護都是十分有利的。但是這些體現古代道德的法律原則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體現功利主義思想的“效用比較”原則。所謂效用比較是一種判斷或衡量價值的方法，它要求將污染者帶來污染的生產活動的社會經濟效用或價值同污染受害者（包括社會）所受損害的社會效用或價值作比較。如果比較的結果表明帶來污染的生產活動的社會經濟效用超過了受害者的受損害的社會效用，那么，該生產活動就被看作合理的和合法的行為，不得為法律所禁止和取締。“公害責任要成立，被告的行為應該是不合理的。在某些情況下，即使被告人的行為是故意的，但如果符合其他更重要的利益，而且行為是合理的，那么，公害責任將不成立。比如，化工廠排出廢氣，影響了當地居民的健康，如果這個化工廠是本地經濟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廠對廢氣進行了合理的處理，如降低廢氣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該廠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產。”這一原則實際上就是允許企業把工業污染轉嫁給社會。它為各工業化國家犧牲環境發展經濟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這種典型的功利主義的法律觀是排他的、為市場經濟的外部不經濟性進行辯護的理論。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人們開始意識到要消除環境危機就必須解決外部不經濟性問題，改變現代工業把損害環境資源所造成的沉重負擔轉嫁給社會的狀況，使污染者對自己所造成的損害負責，為此，必須改變“效用比較原則。”人們發現，古代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則，是可以適應當代社會對付環境危機需要的。“同19世紀的冷酷態度相比，這個古老的習慣法原則（即權利不得濫用——作者著）顯得高尚和人道。效用比較原則……允許工業利用者將其污染代價外部化。這種法律原則對活躍的財產利用者開發能夠防止這種副作用的技術提供不了任何經濟刺激。……它是一種不顧公眾的愿望，迫使公眾投資于工業發展的不正當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一項重要的民事原則——禁止權利濫用又回到了其應有的位置。“一切有權利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因為任何權利的規定，原則上只在確定一種規范，而不是具體規定權利主體如何行使權利以實現權利的內容，這就為權利人濫用權利留下了空隙，所以濫用權利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在個人主義思潮之下，權利絕對自由行使，法律不得加以干涉。

直到19世紀末，法律的中心觀念由個人移向社會，其最終目的，在于保護個人自由與權利并同時兼顧整個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生存。1900年德國民法典第266條規定權利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從而使權利濫用在權利社會化思潮下成為所有權得以限制的一種表現。權利濫用的構成要件之一，是須有正當權利的存在。如果不存在正當權利，而加害于他人，屬于侵權行為。環境損害大多是基于正當權利的行使，如對自己所有權、利用權的行使等。民法的這種變化則恰恰為具有社會公益性的物權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三

物權的社會化運動導致了社會性物權的出現，即出現了“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攝入物權概念內容之中”的物權。但這種社會性物權所指的公法義務，在沒有環境保護意識的條件下，僅指對社會的義務，并不包含對環境的義務。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社會性物權還不是生態性物權。但是，這種觀念卻為生態性物權的產生提供了基本思路。現代民法上所稱之物，主要是指有經濟價值的物。在物的范圍中，有相當部分屬于環境資源的范疇。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物權與環境權所指向的客體是同一的，但是，這個同一客體的形式與內容是根本不同的。作為環境權客體的環境資源以生態價值和其它非經濟價值為內容，物質形式只不過是它的價值載體；而作為物權客體的環境資源以其物質形式為內容，其經濟價值蘊涵于物質形式之中。物權法是關于物的經濟價值的歸屬、利用所進行的權利配置，其目的在于充分發揮物的經濟功能，環境功能是沒有納入其視野的。但是，物權法所設定的各種權利使得人們在利用物的經濟價值時必然會對其環境價值產生影響。現在，如果要將兩種價值加以協調，并且將物的生態價值納入物權法的調整范圍，就必須解決物本身所具有的雙重功能、也就是其物質表現形式與生態價值內容的沖突。構建生態性物權，就是要解決這種利益沖突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相關問題。

環境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總和，其物質性不容質疑。人們通常將對于人類有一定利用價值的物質稱之為資源。環境因其對人類的有用性而成為資源也是沒有異義的。但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環境的資源屬性與人們傳統觀念所認識的資源屬性的差異性或物質形態的雙重性卻很少為人們所認識。我認為，從對環境的資源屬性全面把握的角度，深入剖析環境資源物質形態（在此我將其簡稱為物）的不同表現形式，是確認生態性物權的一個關鍵所在。第一，經濟形態的物。通常，我們將對于人類經濟發展有用的環境要素稱為自然資源，其表現形式為資源性的物。在此，物是經濟資源，我們對自然資源的理解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水流可以航行、礦藏可以開采加工……，并且這種意義上的資源還存在著稀缺性和多用性。正是由于資源在數量和品種上是有限的，資源在用途上是多方面的，才存在將有限資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上進行最優分配的問題。如果資源不是有限的，人類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那么就不必研究配置資源問題，任何一種生產過程的投入需求都可以隨意獲得和得到完全滿足。如果資源不具有多用性，每一種資源只能作為某一種生產過程的投入而不能同時作為其它生產過程的投入，那么也不會存在配置問題，因為這時由于資源用途上的單一性已經固定了資源的投入方向，配置的前提已不存在了。因此，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和多用性產生了多種利益的沖突，需要通過一定的規則定分止爭，這種“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質之安全利用”的規則就是物權法。

第二，生態形態的物。從生態學的角度，環境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它與人類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構成共生共榮的生態系統，其表現形式為環境資源性的物，其價值表現為資源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而言的效用。在此，物是生態資源，我們對其理解具有生態學上的意義，森林、水流、礦藏都是生物圈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森林可以凈化空氣、涵養水源、改善局部氣候；水流則為水生生物提供生境、參與生態系統的水循環；礦藏是生態系統中巖石圈的組成部分、也是物質和能量的儲存庫，它的存在對于生態平衡極為重要。作為生態性物的自然環境，具有整體性和自我調節性。首先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任何人不能獨占，也不能進行排他性消費；其次，環境資源系統是一個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復功能的結構系統，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內，這一系統具有一定的調節能力，對來自外界比較小的沖擊能夠進行補償和緩沖，從而維持其穩定性。環境資源對于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使得人們必須考慮它的生態屬性，通過建立一定的規則使其得到保護，否則，人類的生存將受到直接威脅。這種以保護環境資源的整體性、自我調節性為目的的行為規則系統就是環境資源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資源性物的雙重形態導致了其對于人類的雙重功能，并且其價值形態及其構成是有很大的差別的。民法上的物權與環境法上的環境權分別對資源性物的不同功能及其價值予以承認并提供了保護，民法保護的是其經濟屬性，環境法保護的是其生態屬性。過去由于沒有認識到環境資源的生態屬性以及保護的重要意義，物權法沒有涉及保護環境資源的生態屬性的問題，而是由后來建立的環境法彌補了這一不足。但是，環境資源的雙重屬性在理論上的分類可能成立，而在現實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卻是密不可分的，傳統民法注重環境資源的經濟形態而忽視其生態形態是造成環境問題的直接原因之一，現在雖有專門的環境立法解決對環境資源的生態功能保護問題，但它的目的實現，卻必須有賴于兩個前提：一是法律對環境資源雙重形態的承認，二是對兩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的協調機制。因此，僅有環境法的實施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環境法與民法的協調與溝通；也還必須有物權法對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承認。目前，物權法社會化已為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的承認建立了通道，并且在物權社會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客觀上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制度，但目前在立法上表現為限制所有權行使的消極承認。除此之外，還可以建立對環境資源的生態屬性承認的積極方式。

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四

論電力企業財務治理結構體系的構建。

沈陽市國有企業財務困境預警研究。

航運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研究。

我國企業財務報告改進問題研究。

石油銷售企業財務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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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法論文（熱門15篇）篇十五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與發展，其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本文以公共利益為切入點，與個人利益進行比較分析，說明某些情況下公共利益的不斷擴張是對個人利益的侵害。

希望理論界與立法者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的界定，防止公共利益被隨意地進行擴張性解釋，同時各行政主體也要認真對待并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個人利益。

公共利益一詞，最初是由群體利益發展而來的，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不同類型國家的出現，它的內涵、外延、表現方式和實現的途徑皆各有特色，其內容也越來越豐富。

翻開我國的法律，在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各部門法律規范中，始終出現公共利益這個法律名詞，尤其在公法性質的部門法當中，出現的頻率更高。

公共利益是一個典型的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德國法上的用語，是指法律規范的法律要件中存在著一些內容特別空泛及不明確的法律用語。

[1]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公共利益的實質是公共理性與利益多樣化對抗的一種平衡，平衡點的波動引發了公共利益判斷上的模糊性。

故只能從側面來探究公共利益的內涵。

從字面上看，公共利益具有整體性、綜合性、社會性。

整體性主要體現在“公共”二字上。

所謂公共，即代表了不確定的多數人。

所謂綜合性，是指在這個多數人的集合體中，各個主體的利益存在著共通性，通過社會媒介，把各個差異性的個體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較穩定的利益集合體。

社會性指公共利益是由所處的社會環境形成的，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而獨立為空中樓閣，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共利益也會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特點。

而個人利益即是一種簡單的個體利益，具有零散性、獨立性和社會性。

零散性是由作為個體的主體地位決定的，每位公民皆是國家和集體中的單一組成元素，是群體最基本的構成單位。

獨立性取決于社會對每個主體法律地位的認可。

社會性則是因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每個主體所有的物，需有同社會他人進行交換的可能方顯示出物的價值，這種價值即為一種利益。

馬克思指出：“公共利益不僅是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中，而且首先作為彼此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2]因此，公共利益反映的是一種更為普遍的、宏觀的利益集合體，而個人利益只是公共利益中的一個構成要素，因此兩者是相對的概念。

(二)公共利益并非多數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

現代憲政理論和實踐已經表明：僅僅以人數的多寡來界定公共利益是十分錯誤的，同樣會造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

因此法律在規定何為公共利益時應綜合平衡各種利益，包括私人之間、私人與公共之間、公共與公共之間的利益關系。

尤其在公法性質的部門法中，在注重公共利益的基礎上，不能忽略私人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

我國學者葉必豐教授指出：“公共利益是對個人利益的集合、分配和維護。

”[3]即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一種組合與融合，并進行有序的調整，進而獨立于社會之中，有其獨立存在的功能與效用。

契約論的觀點認為，公共權力源于公民個人對權利的一種部分讓渡。

此解釋的邏輯起點是公共權力是公民自愿讓與的部分權利的綜合體，但并不等同于這些零碎權利的簡單相加。

公共權力的存在是為個人權利的實現提供保障。

權利和權力之下，必有利益的存在。

公共權力之下是公共利益，個人權利之下是個人利益。

因此個人權利的讓渡即相當于個人利益的讓渡。

公共權力經過對個人權利的綜合，把符合國家正義、社會公平、個人道德的內容進行全面的融合，并重新排列組合而成，通過公共利益外在地表現出來。

(三)公共利益為個人利益的實現創造條件。

盡管在某些特別領域中，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存在對立和沖突，甚至有此消彼長的趨勢，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沖突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但同時也說明，兩者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正在進一步地相互融合，相互協調，并逐步發展，逐步完善。

實際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公共利益并未壓制、取代個人利益，而是為個人利益的實現奠定基礎、鋪平道路，在實現公共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豐厚的個人利益。

因為公共利益包含著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就是各單個社會主體相同或共同的個人利益的集合。

因此，公共利益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個人利益的實現。

按照葉必豐教授的觀點，個人利益是由單個社會成員所有合法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分享的公共利益所組成。

公共利益越多、發展得越快，需從個人利益中提取的份額就越少，可供分配給社會成員享受的利益就越多。

[4]同時，因為個人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也存在著種種沖突和矛盾，這就需要一個處于中立地位的力量來緩和沖突，維持社會秩序，而公共利益正合其意，從而為個人利益與個人利益關系的穩定、個人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起到調節作用。

法律經過長足的發展，公共利益這個法律名詞頻繁出現于各個部門法之中，尤其到了當代，公共利益成為政府各種行政行為的“黃金理由”。

“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許多行政活動皆以此為依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個人利益，法院也以公共利益屬于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限范圍，是行政機關的合理行政的范疇為借口，不予受理此類案件，導致公民權利救濟的最后一條道路被封死，從而激化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

究其根源，主要是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與范圍的不確定性，加上立法技術等問題，法律只能對公共利益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其范疇與內容并不明確，缺失對公共利益進行判斷的標準，致使公共利益缺乏操作性與可評估性，所以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權、判斷權實際上被各級政府所控制，而自公共權力產生之日起便有擴大與膨脹的傾向性，因此一旦公民質疑，政府基本傾向是擴大公共利益的范圍，以避免不必要的沖突與訴累。

由于公民對公共權力有著天然的敬畏心理，各級政府恰好利用公民的信任與敬畏，一旦某些具體行政行為即將侵害到公民、組織的財產和其他利益時，便以公共利益為理由，把本政府利益、本部門的狹隘利益都盡量往公共利益上解釋，其涵蓋的范圍與內容就被無限制地擴大。

(二)程序上的不完善。

按照行政法中程序正當原則的要求，一項具體的行政行為在決定之前必須告知行政相對人事實和依據，在決定過程中應該聽取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在決定做出之后應充分告知相對人的救濟途徑和救濟方式。

而遺憾的是，各級政府做的還遠遠不夠，根本未實現法律的要求。

近幾年在各個城市掀起的舊城改造熱中，政府關于拆遷補償標準的內容很少被公布于眾，很多政府往往考慮開發商的要求進行評估、確定補償標準，從中收取可觀的土地轉讓費，導致一系列沖突的發生。

公民的知情權被侵害，個人的利益受到損失。

古典憲政理論認為，在公益與私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公益，可以對私益有所限制，但在現代憲政理念下，無成本或者低成本來換取個人利益，以滿足、實現公共利益的觀點早已經遭到質疑和挑戰，甚至完全反對。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各種新興通訊渠道的暢通，全國人大在加快立法步驟的同時，向全國各界人士公開立法過程中的各項信息并廣泛征求意見，并適時采納其中合理合法的廣大公民的意見。

三、充分保障個人利益。

這是一個權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我們追求自由與民主，主張正義與公平，積極尋求屬于自己的合法權利，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不應該因追求利益而羞愧，反應以此為榮，因為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賦予每個人的權利。

德沃金說：“社會的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于法律的高度尊重。”[5]要限制某項權利，按照德沃金的觀點，至少應該具備以下三個理由：第一，最初被法律承認的權利所要保護的價值并未處于現實危險或者潛在危險的威脅之中，故不值得或者說不必要對它加強保護。

第二，強硬意義上的權利會與該權利相沖突，但強硬意義上的權利處于更優越的地位之上，故需要對該權利進行限制。

根據以上三個標準，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相比，更應該受限制的是公共權力而非個人權利，因此個人利益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與侵害完全歪曲了德沃金的理論。

按照價值位階理論，將兩者進行對比，即使得出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結論，也不能簡單地來個“奧卡姆剃刀”，只承認一個確實存在且更優的價值，凡干擾這一價值的其他存在都是無用的累贅而一律取消。

這種一刀切的武斷方式只能更加凸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差異性，導致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的矛盾日益加劇。

總之，在不得不犧牲個人利益的情況下，應該充分考慮以下兩個原則：

第一，底線利益。

當公共利益侵害到公民個人利益時，因有些利益是個人生活所必需的，除非得到替代性利益，否則，任何公共利益皆不得成為傾軋個人利益的正當理由。

因為此利益涉及到的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國家、社會正義的普世價值。

第二，充分原則或利益相當原則。

對個人利益的補償應該與受損的利益相當，包括在質上的相當與在量上的相當。

質上的相當比如替代性住房應該與被拆遷的住房的建筑質量上的相當，量上的相當比如替代性住房的空間大小應該與原來的相當。

如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矛盾最深的即在于此，各種補償金和賠償金皆遠遠未達到受損的市值。

四、結論。

誠然，公共利益的問題是疑難復雜一些，令立法者與執法者無所適從，但這并不能作為隨意擴張它的理由，更不能為了小部分利益而以機構利益之名侵吞個人利益。

公共利益概念的難以界定也不是規避它的借口，而應該從理論上，對公共利益進行完整、成熟地闡述和分析，在實踐上，個人利益至上，同時充分考慮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其他因素。

以理論作支撐，最終實現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和而不同，讓公民個人不因其權利的受損而失去追求公平正義、個人尊嚴的勇氣和希望。

【參考文獻】。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

[3]葉必豐.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4]葉必豐.論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辯證關系.

[5][6]羅納德?德沃金(著),信春鷹,吳玉章(譯).認真對待權利[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55,268.